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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世界那么大我怎能不出去看看

本帖最后由 国际码头 于 2017-8-28 10:22 编辑

009.jpg 司徒绵,著名旅美画家,美国油画家协会大师级会员;


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世界那么大我怎能不出去看看


      我自幼对美术怀着浓烈的兴趣,1972年,我很幸运地能够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去到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广东美术学院前身)读书,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呢?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符合“工农兵学员”身份,因为我并不在生产第一线。当时的学院的专业并不如现在如此细分,有音乐、美术、舞蹈三大艺术门类,而我就在绘画系里的油画专业就读。和我一同在绘画系读书的有15人。
      在进入艺术学院之前,我只能凭借借阅到的比较早期的艺术书籍进行学习,由于学习资料很贫乏,而身边也没有可以传授我相关知识的老师,我对美术史的印象只是停留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古典主义上。我们绘画系的老师大多有美国、苏联留学经历,在刚刚恢复教育之际,老师们都试图给学生传授更正规的教育,大有“倾囊相授”之感,我对此至今仍深怀感激。在绘画系的三年里,我能够系统、全面地接触美术,这给我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虽然我的基础知识比较坚实、严谨,但这其实是偏重于绘画技法方面,而我的艺术思想与见解则比较有限,这无疑成了我当时的短板,掣肘我对艺术的探索。
      197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开平,我的“艺术探索”也暂告一段落。当时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出路,就是必须回到原籍工作,因此我被安排在开平县电影站。我极少能够坐在电影站里面上班,大多数时候,我都与周子义老师在街头作画——那时候并没有现在那么多广告公司,也没有喷绘技术——我们画的都是革命时期的宣传画,写上一些口号,有时要画三层楼那么高,我们就是高空作业的,像现在的“蜘蛛人”。
       1978年文革结束,大学全面恢复,国内美术领域青黄不接,出现了断层,以前培养的人才已经支援边远地区,因此广东美术学院打算招收一批研究生。那时美术、舞蹈门类已经各自独立,美术学院设立了油画系等5个系。我成为了油画系4名研究生之一,于是我又有机会攻读了3年。这时的我,一方面继续巩固对绘画技法的训练,一方面对西方文艺思潮有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后期现代派对国内画坛冲击很大,全国美术界思潮很活跃,我们面临着各种压力,因为如果要想在画画这条路子上走得更远,我们亟待创新画风。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的1位同学先行离开,我与其他2位同学留了下来充实学院的师资。
      我们也沿袭了我们以前的老师那种兢兢业业的教学态度,对学生们的教育很正规,后来我的一些学生都学有所成。但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因此与国内外的信息交流还是比较闭塞,与现在爆炸的信息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人如果看不见、听不到,就会失去安全感,这就是信息闭塞带给我和同事们的感觉,我们想方设法让自己获得安全感,能够看得见、听得到,走上追求艺术的康庄大道,于是,“出国”成了我们魂牵梦萦的事情。我们每天急于交流的事情就是“某某出国了”,每天有目的地学习英语,仿佛出国就是迫在眉睫的事。
      我原本想过“出国”的理想地是去澳大利亚,1987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赞助人”,能够“赞助”我去美国。这种“赞助”只是名义上的赞助,性质有点像担保,但绝不是经济上的资助,但不管怎样我依靠这种“赞助”,同年去到了美国洛杉矶。

现实与梦想大相径庭,生存威胁是可遇不可求的财富

       我是为了获得“看得见、听得到”的艺术之途迈出国门,但迎接我的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看似自由,我却不知何去何从。当初离开美院的体制,我是用了勇气的。老实说在美院做老师,很轻松,如果不想追求什么成绩,根本没有压力,教学对我来说,早就驾轻就熟,而画画也是可画可不画的事,更重要的是,我可以按时作息,中午还能睡2个小时午觉。我的亲戚从机场接了我,就直接把我送到我的居住地——一个小房间,我就在那里,一个人对着四面墙。这种处境,让我在美国第二天起就迅速改变了自己的习惯,我不能再睡午觉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破釜沉舟”,我已没有退路。由于我申请到美国时,是以学习“外语”专业留学生的身份,因此要到一所政府资助学费的公办语言学校进行学习。然而不用交学费,我也需要生活的基本支出,长时间待在语言学校里学习的话,我就没有时间赚取我的生活费,连吃饭都会成为问题,我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来自生存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几名相同处境的朋友一合计,转到了一所名叫“好莱坞学院”的私人学校继续“学习外语”。这所“好莱坞学院”的名字很高大上,但跟美国的好莱坞没有半点关系,它其实是一间野鸡学校,甚至还得交学费,但优点是每天只需要上半小时的课,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谋生,而且还能对移民局说转了学校并保留了我们留学生的身份。可以说“好莱坞学院”实际上是一所与我们这种处境的留学生“各取所需”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是位80多岁的女士,每天拖着蹒跚的脚步来上课,有时还会推销巧克力,甚至上课讲不了多久自己也会打起瞌睡来。有一回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坐下来听课,就必须出去干活,但老师还没开始打瞌睡,我们又害怕一下子几个人都走掉了,老师会生气,也是对她不尊重,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靠着课室后门的地方坐着,桌子很高,我们趁着老师讲课的时候,一个一个地缩到桌子底下,然后猫着腰从后门溜走……我走的时候,被发现了,没想到她竟然说了一句:“OK,see you tomorrow.”也许因为她再清楚不过我们宁可交学费也来这所学校因由,所以也体谅我们这些为生活所迫的年轻人,所以对我们的逃课行为并没有介意。跟我一起在“好莱坞学院”读过的一位同学,后来成了广东集美公司的大老板。
      我最初去到美国,也曾去画廊看过,但我越看越没信心,因为画廊里完全没有中国画家的作品。大多画廊老板会耸耸肩膀,把手一摊,对我皱着眉头拒绝:“我不知道卖不卖得出去。”对于画廊来说,画得好不好根本并不重要,卖不卖得出去,才是核心意义。后来我去到一个画廊,老板是位德国人,我指着一些名画的临摹品,试着与他交谈说:“这些我也可以做。”老板打量了一下我,说:“我不认为你可以做。”我肯定地跟他说:“我可以做。”老板还是摇头:“我是认为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的价钱。”他告诉我,这些画都是从南朝鲜进口回来的,价格非常低廉。我觉得还是要争取一下,我就对他说:“我只要75刀(美金)。”像办公桌的桌面那么大的一幅油画,我只是要价75刀真的已经很便宜了。可他说:“最多50刀。”我也答应了。他还提了一个附加条件:“你要带工具来我这里画。”第二天我带了画具去到他的画廊作画,整整花了一天半,画好之后,老板看了看说:“真的画得很好,就按你说的价钱吧。”他给了我75刀。这是我在美国卖出的第一幅画,临摹的画,甚至连名字也没能签上的。

初到美国靠临摹画谋生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做广告生意,但也不是很理想。我在美国苦撑了一年之后,决定去加拿大,我认为在加拿大比较容易取得居留权。

1988年开车到加拿大

      去到加拿大之后,我又做了半年装修工人。但对于这份工作,我一是不喜欢,二是不熟悉,三是体力不能及。我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工作,开始留心自己可能从事的职业。我曾找过一间画廊,老板是华裔,我向他推销我的画,他看到我那些乡土题材的绘画,同样没有信心,也是对我说:“不知卖不卖得出去。”我想如果连一个华裔老板都不能接受我的画,去其他画廊推销的成功率肯定更低,不过我还是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在街头画画,于是我选择了温哥华公园,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华人画家,一画就是4年。我给游人画速写,10多20刀一幅,一般我画一个夏天,就够我一年的生活费。但我不太会招揽游客,当街头画家,特别是华人画家渐渐多了起来的时候,我更多清闲的时候了,我没事就拿本杂志在那看。我慢慢明白到街头画家这个职业对我来说,也只能是权宜之计。由于那些后来加入的华人画家们绘画技巧高明,价格也更加低廉,白人画家也全都走掉了。

      在我成为街头画家第3年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开画廊的那位华裔老板的电话,他问我:“你还有没有当年那些画?”我说:“有啊。”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拿过来一试?”我当然愿意,结果我的画很受欢迎。我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后来我在他的画廊举办了1、2次画展,本来早上10点才开始营业的画廊,顾客从凌晨就开始排队要购买我的画。对于这种看似“洛阳纸贵”般的盛况,其实我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现代人提起“苏联画派”未必是褒扬,甚至可能是贬义,但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由写实主义作为主流创作的画坛局面,这是由与苏联相仿的教育体系渊源造成的,我也深受影响,而西方社会经历了各种新思潮之后,又逐渐回归写实主义,因此我的画受到了追捧。但不管怎样,有了一所画廊可以与我合作,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创作了。在安心创作的同时,我继续寻找美国的画廊,我还是想回到美国发展。



乡愁与油彩聚焦笔端,油画大师盛名之下一颗赤子心


     1995年,我把一幅画寄去了美国参加“绿屋”画廊举办的美国油画年展,希望它能够成为其中一幅展出的作品,而且这就是个无心之举,我后来都忘了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士告诉我说,她是油画协会的主席,并恭喜我拿了1万刀的大奖,当时我的年收入是3万加币,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比获得奖金更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更加具体地思考我去美国发展这件事的可能性了,我会把它付诸行动……
      但去美国发展,对于我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美国好莱坞区的画廊一开始完全没有写实主义的作品,那时候我先后被美、加两地的画廊老板用相似的口吻拒绝过:“我没有钱喂养更多的艺术家了。”我曾为了谋生投其所好地画过一些花朵、美女、庄园等浅层次漂亮的东西,后来一些朋友对比过我的写实主义作品就说:“你画的那些画没有灵魂。”是的,我承认,只有画我熟悉的、喜欢的东西,我才能传达到精准的信息,完全压抑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同,就像你向一个人说谎,别人十有八九发现,因为你情感不真挚。我需要寻找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这也许是我描绘苦痛的画面,让人感动的原因。
      9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画家的画开始接受,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末期写实主义的复苏,先接了传统艺术的大形势,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画家的个人努力,我们之间相似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共性,画廊里开始规模性地出现了中国画家的画,这也算是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一场集体宣言吧。1995年开始,我的画开始供不应求,我的艺术趋于更成熟。1997年,我发现美国艺术市场比加拿大明显更活跃,更坚定了我回美国发展的决心。于是我带着一批画来到美国,海关人员当时拦住我问:“你是去美国贩卖这些画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美国卖画。”在美国住了2个月我又回到加拿大,碍于我当时的身份只能是去美国“访问”,而不可以是“工作”。我决定自己申请移民回到美国(我没有申请移民律师),在我递交了所有资料之后,美国移民局回信给我,不置可否,只是又重申了一次条件。我意识到技术移民的关键必须是在美国能生存,对美国有贡献,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负累。于是我独辟蹊径,复印了我所有卖画的支票,给移民局发去了一个厚厚的包裹。
      移民局很快通过了我的申请。加拿大渥太华的领事指着我资料上的画问我:“这些画,真的是你画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我在看资料,那你画我啊。”我就当场给他画了一张速写,他看着画很开心地说:“是的,真的是你画的。”
      1998年,我通过优秀人才移民项目回到美国。正值美国的艺术家俱乐部非常活跃。当时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艺术家俱乐部”是全美组织得最成功而且影响最大的一个俱乐部,有100多年历史,要加入其中难度很大,而我是被邀请的,我成为了这个俱乐部的署名会员(在我每张画上都可以签写上该俱乐部的名字,类似于权威认证吧)。当时全美艺术界提倡“风景写生”,写生活动如雨后春笋,我加入这个俱乐部之后,就可以和美国艺术家一起写生,一起感知当地风物,得到各种启发,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一般是我们画2,3个小时,画的价格不等,有几千刀的,有1到2千刀的,甚至有几百刀的,平民阶层的收藏爱好者都能收藏这些画。每次卖画都是十分钟之内就会售罄。有一次写生,写生完之后在一个舞会上展销,两个入口的安保人员掐着秒表校对时间,到规定销售的时刻,女士们抱着早已脱掉的高跟鞋冲进场……这样的热情让在场的艺术家们都为之感叹。
      美国画的题材分得极细,就像美国西部艺术画,都分为印第安人、牛仔、拓荒者、开发者家庭、山里人等题材,通过画讲述印第安人、山里人等和美国人的争斗与共存,通过画讲述先民如何通过“**圈地”运动向西部开发,占有土地等。这些就是美国的历史画。
      2001年之前,全美有一两个博物馆举办过以西部艺术为题材的画展。博物馆的策展人是约翰·格先生,他是位收藏家,在艺术界是位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他掌握着美国西部大师展,每年邀请70个艺术家参展。格先生和另一位西部艺术泰斗霍华德·特彭明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在霍华德先生家中见过我的画。后来格先生在“绿屋”画廊的广告看到有一张我的画,也很是喜欢,就自行联系去买了。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加利福尼亚州艺术家俱乐部主席在一次聚会时,引荐我去见格先生,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热情,只对我说了一个字:“哦”。这个初次见面只给我一个“哦”字的人,却是我生命里的“伯乐”。不久之后,我接到了格先生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美国西部大师展?”我很兴奋:“当然愿意了!我真的可以吗?”因为参加这个邀请展的艺术家的画都是卖1-2万刀的,而我的画当时只是几千刀。他又说:“我有个条件。”
      格先生要求我画中国人,不是在中国的中国人,而是在美国西部的中国人,要描述中国移民在美国西部的生存与挣扎。这种对生存苦痛的感动,不就是我寻觅已久的人类共有的情感吗?然而我对我的画能够卖怎样的价钱,我却没有把握。我第一次画《华工修铁路》,我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文献,开始作画时自以为“大胆”地报价2万多(我们卖画也是像立项一样,先要按照尺寸预计一个价钱),但我画了2,3个月之后,我觉得自己倾尽心血,不舍得卖,我就改口说是自己英文不好,报错了价,应该是3万多,主办方也同意了我的报价。那幅画不仅卖出了,还得了艺术家票选奖和收藏家票选奖2个大奖。在最高峰的时期,我的一幅画卖了50多万刀。美国艺术界和收藏界终于认可了我。我成为了画美国西部题材,特别是侨乡移民题材的不二人选。


      艺术需要分享与传承。我最虔诚最真挚的情感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我体内奔流着的属于中国人的血脉传承,来源于我对故土开平的无限念想,来源于对侨乡移民同胞的刻骨悲悯。可以说是深沉真切又绵长不断的乡情造就了我。因此,最近几年,我每年都回乡开办讲座,一方面是为了继续能从故土汲取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另一方面是为了和故乡的艺术爱好者交流心得。去年就回去办了个《东方遭遇西方——我的美国经历》讲座,听众很多,而且很热情。
      现在,我每天都可以专心地在工作室画画,卖画,参加展览,这是过去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作为一个希望能够潜心搞创作的艺术家,无疑是很满足于这种平凡规律而又淡然恬静的生活。

010.jpg 美国的铁路可以说是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应该规定每个美国人上车前先向铁路行三鞠躬之后才能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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