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山外山，隔江春色，江岸送别，气势撼人》，石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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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隔》，都是1994年8月初版一印。每册分别为新台币3000元、2600元。 《江》，《山》，都是1997年6月初版一印；每册均为新台币2600元。 大陆私人能够收齐四册者几无，而又能以当初原书价购齐者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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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28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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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22年前，我还在淮阴读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高居翰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外国学者。14年前，关于《溪岸图》的争论展开的时候，我已经在文汇报当记者，当时只是觉得高居翰有点离奇，《溪岸图》那样的绘画，怎么可能是张大千画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水平。 　　2002年12月，我在安娜堡第一次见到他，那一次是他的藏品展加系列演讲，我去看了5次展览，听了两次讲座，他将一件藏品赠送给博物馆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大约在2004年，我对于宋代绘画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才知道高居翰在一些关键环节，应该是做出了重大贡献。从那时开始我陆续与他通过电子邮件说一些事情，他的电子邮件针对性很强，比他的著作更有分量。在鉴定我最初的一些藏品之后，他推荐我们去找一些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他认为我收藏的一些古代绘画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完全值得博物馆作专门展览，那时我的藏品规模，还没有后来《重现》展示的一半。2006年左右，他在80岁的时候，因为心脏问题动了两次手术。2009年，我的藏品出版于《重现》的时候，是班宗华教授写了序言，高居翰提供了一些罕见的原始图像资料。最近两年，从来往电子邮件中，我们觉得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这可能也与他旧日藏品获得了市场追捧有关，喜事总是让人更加舒展一些。 　　今年2月，我们决定去加州旧金山亚洲博物馆拜访一下，这时高居翰也从加拿大搬回了伯克利，因此我们提前与他联系，他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 　　出乎意料，与他的见面，连基本寒暄也没有，直接坐下来说话。他似乎不是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大致说来，我们提5个问题，他可能听明白3个，也许是听力问题，也许他一直这么谈话，他就其中一两个问题，文图并茂，讲了很久，而且不断翻看他的电脑，找出证据来加强他的阐述。在找到证据之前，或者谈话的间隔，他非常夸张地“喔、喔、喔”地发音。与我们一问一答并非很多，主要是他在强化阐述。我提出一些古画的年代判断问题，对于特别复杂的问题，他就说：完全不知道。对于相对明确的问题，譬如说无锡华氏家族收藏的一件古画，他50年前就看过，现在他就说，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件绘画，但是他不愿意将此古画确认到任何一个画家头上。在各种问题中，如果我们给出不一样的看法，他会认真听一下，但是绝不反驳。 　　对于五代绘画，我特别提出讨论，认为以往我们忽视了这个阶段的特殊作用。高居翰说，这个时间段太短，只有几十年，不太容易确认。这一点，我感觉他的思维比较平面地看待了艺术史的发展，艺术史是在特殊时间段快速发展，然后大多数时候沉寂。五代则是快速发展时期，如果平面看待，就容易忽视。 　　他另外强调了好几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以为，这个领域有两种人，一种人看文献说话，另外一种人，看画说话，他只愿意与后面一种人对话。我问他，董其昌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答案非常奇妙：董其昌没有照片！这是一个颇有深度很有见识的答案。他评论到另外一个大学者的时候，他说，你注意到吗？他一点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都没有！此话恶毒，让我喷饭。同时我也领悟到，除了我受到的学术训练，纯粹的“智力贡献”也是很重要的，不可太僵化。 　　他坚持与我们一起找了出租车，到伯克利街上吃了一顿饭，他吃得不算很慢，而且胃口似乎很不错。饭中我问他，还有任何研究计划吗？他说，没有了，没有任何计划。就在我们会面的接下来一周，他的图书、胶片将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因此，他还花费一些时间，向我们介绍了他使用了数十年的藏书，这些书籍堆放在房间中，等待被运走，我还拍了几张照片。他的书籍马上全部捐赠，他的绘画藏品，也分给了他的四个孩子，高居翰只剩下两台巨大的电脑，他将继续做出一些“智力贡献”——也就是他博客上的“演讲集”。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有8分力气的模样，仅在谈起他的几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完全恢复，有一股难以言传的神采。 　　刘九洲 宿迁报业 | 关于本站 | 报纸广告服务 | 网站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帮助信息 宿迁日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复制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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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宗华：与高居翰通信50年争论50年 2014年02月28日 10:47 外滩画报 微博 我有话说 高居翰写于 1992 年 6 月 16 日的便条，论述了一个正在计划中的项目。 　　文：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译：韩见 　　我第一次写信给高居翰是在 1962 年，那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已经决定硕士阶段要研究中国艺术史。 　　卡希尔(高居翰原姓氏 Cahill 的音译)教授当然已经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的著作《中国绘画》在 1960 年出版，影响力和普及程度惊人。关于我的研究生教育如何进行，我向他征求意见。他用他一贯的周到向我说明了这一领域的情况，包括中国艺术方面的著名学者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以及摆在我面前的多种可能性。最终他推荐了一个一年的课程，这一年我将跟着他在弗瑞尔艺廊学习，能够得到由他负责管理的助学金，接着我会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罗樾(Max Loehr)的博士，罗樾是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 　　结果我忽略了他非常完善的建议，选择了另一个课程。这是我与高居翰第一次意见相左，我们在其后 50 年一直意见相左。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不同意高居翰有点像不同意上帝；他讲的话在中国绘画领域具有如此权威，以至于人们一想到自己与他持不同意见就几乎颤抖。但我天生的本能一直都是不信任权威，这种本能也存在于我们历史的根基里。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人们手写或用打字机打出信件，装进信封，贴上邮票，从邮局寄出；在我与高居翰第一次通信后的数十年中，我收到他如此多的信件，其数量现在还令我吃惊。他无疑是一位超级写手，比任何一位中国绘画领域的作者都好得多，对于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流派的中国绘画，他都非常了解，因此他的信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教学形式。那一时期他确实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他也同样喜欢争论，不必说，他庞大的知识储备使得与他的争论既令人害怕又让人获益。关于中国绘画及其学问的争论，贯穿了我们持续超过 50 年的通信。 　　高居翰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写给班宗华的邮件，讨论了后者在上海博物馆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几乎所有的来信中，都有他对其他学者及其著作直截了当、毫不客气的评论，因此不适合在这里发表。但是，为了表明我与他通信的性质，我附了一则手写于 1992 年 6 月 16 日的便条。其中他论述了一个计划中的项目，把在伯克利 (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里找到的一本日本的老拍卖目录中所列的全部中国绘画拍摄下来。最后，当时的一名硕士生裴珍妮(Jennifer Purtle)承担了这个项目，信里提到了她。这封信展现了高居翰对于艺术史家必须寻找和更好地利用的视觉研究材料的准确感觉、他对同事与学生接触这些材料的持续性的鼓励，以及他对新项目自发的热情。 　　还有许多篇幅更长的、漫谈式的来信，包含着对我所写的东西合理而尖锐的、有时是有策略的批评，对我文章的修改和改进建议，对其他学者刺骨的评论，对自己旅行和经历的回忆，对他学生的看法，以及对生命和艺术的哲学反思。作为我发给他的所有东西的回应，他会发来他看到的出版物。 　　看着这些通信，我惊讶于他毕生能够投入在这些问题上的注意力和思考——还不包括持续不断地在半个世纪中引领了一个学科的学术生产，以及日复一日的教学和演讲。他毫无疑问是这些年来我最严肃、最细心的批评者，只是有时候他顾不上我的感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一样不顾及他的感受)。 90 年代，高居翰、曹星原和班宗华在北京故宫的合影。　　近年来我们当然通过电邮沟通，邮件往返持续到约一年前。在失去联系一阵子后，我和我的妻子凯瑟琳在温哥华参加了他的 80 岁生日庆典。我在这里影印了他 2010 年 11 月 22 日写给我的邮件。邮件中，他评价了我那年在上海博物馆主办的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元代画家孙俊泽的论文，那一期里也有他自己的文章。非常典型地，他衷心同意我论文里的一些东西，还发现了应对过去那些尚未解决的争论的新方法。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档案。 　　高居翰给我的信件反映了他作为中国艺术史家的学问，那只是他对我的帮助的一方面。和他一起欣赏中国绘画是另一种独特的经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分享。他和我对艺术的看法不同，但是出乎意料地，我们对许多基本事物的看法是相同的，我们都喜欢欣赏各种类型的中国绘画。偶尔我们会相处一段时间，第一次是在 1970 年一起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最后一次是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在后一次旅行中，有人拍了那张我附在邮件里的照片，严寒中我们和曹星原在故宫。这让我得以以另一种方式铭记他。 　　永远不会再有人哪怕是有一点点像高居翰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艺术史领域如果没有他、没有他所贡献的一切会是怎样。在他的网站上，他记得我偶尔会因为他对我说的话或写给我的东西而生气。是我的错，Jim。 　　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当代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曾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并且为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馆、大都会艺术馆作顾问。最著名的作品是《大明画家》(Painters of the Great Ming)，但还未有专著被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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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19 14:28

参考：高居翰：《山外山，隔江春色，江岸送别，气势撼人》，石头出版社，2013年再版。16开平装本4册全，净重10斤，原价6400台币，现在售价为13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