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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013.jpg

南壁壁画自外向内分别绘有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壁画自外而内分别画着刘伶、向秀、阮咸、荣启期四人。荣启期据说是春秋人。

    一
  那年是曹魏正始八年。早在二十八年之前,曹操的死就带走了一个绚烂的年代。生活在这一年的人们从小就听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们讲述半个世纪之前群星璀璨的风云变幻,然而他们举目四望,却看不到豪气如虹的英雄,只有颓风日长的世事。

  两年之前,与曹爽同为托孤大臣的司马懿被解除了兵权,这一年的春天,司马懿开始称病从此不再上朝,于是洛阳的空气中,开始酝酿斗争杀伐的气息,果然就在正始九年,司马懿出奇斗败了曹爽灭了他三族,在之后的几年里,大量曹爽的党羽和无辜的名士被杀。当然这时的人们是无法预知一年以后的这件大事的,可是一些敏感而有能的人物早已看到了天边的乌云,于是为自己找了一处屋舍以备躲雨。

  河内山阳嵇康的园宅也许就是这样的一间屋舍。从正始八年到正始十年,七个才子于此地的竹林中饮酒清谈,一时传为佳话。大雨将来的时候,自然不管是赶路的人还是喝茶的人都会挤在茶棚的檐下,可是大雨之后,也便就赶路的赶路,喝茶的喝茶了。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所追求的也不同,于是当细细展开这七个人的一生的时候,他们在竹林中觥筹交错间的模糊身影,便就渐渐的清晰了起来。

   二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第一个真正走出竹林和司马氏合作的人。这是有原因的,他和司马懿的夫人有中表亲,论辈分排下来,他和司马师司马昭是拐了弯的表兄弟。于是,就好像嵇康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曹魏的公主而拒不满司马氏一样,按照传统的最基本的亲戚远近关系,他是偏向司马氏的。

  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的族人就向司马懿举荐说,“山涛是一个干练的人材,将来可以和你的两位公子一起纲纪天下的”。可是不了解他的司马懿一笑置之,“你们山家原本人就少,怎么可能有如此人才”。于是山涛的官宦之路,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年中的山涛对自己的将来有着怎样的想法,我们可以从“晋书”上的一个故事得窥一斑:“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可见他的心中始终有着对功名的向往。于是有人考证说在这二十年中,他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使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为日后的宦海生涯做好了准备。

  史记的伯夷列传引贾谊的话说:贪夫殉财,夸者死权。对于金钱功名,大多数人想要得之。但是贪夫和夸者不知自制,终于丢了性命。然而山涛虽然追逐功名,却进退有度。

  他四十岁那年,终于得举孝廉。此时正是司马懿闭门称病以麻痹曹爽之时,一天夜里他提醒同房的石鉴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对政治反应迟钝的石鉴竟然天真地说:“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 山涛于是感慨说:“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次日辞官而去,而后两年果然有曹爽之变。

  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可以在酒色玩乐中看出来的。传说山涛知道自己饮酒八斗以上即醉,于是每每喝到此时就停止,一次司马昭偷偷让人把杯子的容量扩大了,他仍然只喝到八斗的量就停住了。山涛为人,可见一斑。

  “晋书”中说:“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这种手段由前两个故事里面所显现的性格是可以预见到的。可是奇又奇在他所选之人无不职称其才。所以李白说:“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杜甫也赞道:“明白山涛鉴,嫌疑陆贾装。”

  “晋书”又说:“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读史至此,实在不得不佩服山涛。会揣测上意,与朝中朝外的君子小人皆可融洽而处而又能办得好自己的工作,在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中,这就是极致的贤臣了,所以他可以做到司空的位置。这样的人不论在什么时代,都比“直性狭中”,眼中不能容一点污秽的人具有更加积极的用处。

  嵇康在他那篇著名的借题发挥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把山涛贬作一个屠夫,自己的手粘满了血腥污秽还要拉别人来一起操刀,然而嵇康终究是了解山涛的,在临死之前的刑场上,他对儿子嵇绍说:“有山涛在,你就不是孤儿了。”如果一个人在你含冤被处以极刑的时候为求自保而保持沉默,但是却会在你死后把你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你是否可以责难他不够朋友?

  如果一个人向污浊俗世的混流妥协,但是用自己的才能和手段保住自己可以控制的水域的清澈,你是否可以责难他丢掉了清誉?

  山涛,实在是竹林七贤里第一流的人物。

  传说山涛的妻子在把他和阮籍,嵇康二人比较说:你的才气不及他们,但是识度胜之。所谓识度,就是见识气度啊!

  三
  传说一次竹林聚会,王戎来迟,是时阮籍大约酒酣耳热,斥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戎只好自找台阶下说:“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于是后世的无数文人们就开始用“俗物”来给王戎盖棺定论,其中还有些偏激的直指王戎“不贤”。大约七个人中,后世名声最不好的就是他了。他所以为人诟病者,爱财而已。传说他家有好李,防人得种,乃先钻破李核,然后出售。又传说他连女儿借自己的钱都要几次催还。堂堂一个尚书如此吝啬自私,实在是贻笑大方了。

  且看他自己是如何解释自己的贪财的:“当今世上,祸福难料,故此刻拥有之物,就要极其珍惜。”

   王戎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很著名,说他“与群兒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想来是很聪明的,无怪乎阮籍那时候很不给面子的对王戎的父亲说:“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可是他自己察觉到了却还眼看着伙伴们去触霉头,实在有些不厚道。古人说七岁看老,大约的确如此吧。

  在晋平东吴一战中,王戎统领六路大军中的一路。之后他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庶政上,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西晋的变乱中他一言不发而得以保命。只是他和他弟弟王衍都达到了宰相的位置,为琅琊王氏在东晋的地位打下了根基,王导和王敦便就是他的族弟。

  王戎曾经在钟会入蜀对他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他也不喜欢自己的族弟王敦。对照后来的历史,实在说明了他的眼光。

  王戎的妻子是商人之女,他本人也有很强的商人品性和眼光。大约世间诸事,在他看来都是买卖赔赚而已吧。你可以说他没有原则追求,可是这样的人,却常常可以乐享一生呢!

  他老的时候,走过以前和阮籍等人一起喝酒的地方,感慨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言语中有几分惺惺作态,自然没有向秀的悲愤。可是他实在不是“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而是一世“为时所羁”啊!

  四
  如果说王戎是绝对的入世,那么刘伶就是绝对的出世。他的出世,是用酒来实现的。

  传说刘伶平时常常驾着鹿车,手携酒壶,一路痛饮,悠哉游哉。他还要带上仆人,让其扛着锄头,并且对仆人说:“如果我死了,随便找一个地方将我埋了就行了。”

  又传说他任建威参军期间,曾在家一丝不挂地饮酒,有客人来了,他也不回避穿衣,还狂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为何钻入我的裤中?”

  世间爱酒的人很多,可是把酒看作自己的一切,为酒而不要命的人少。李白借酒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那么在刘伶好酒忘形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呢?

  刘伶貌丑,传说是极丑。是否他也有鸿鹄的志向,但是在那个重视容貌的时代得不到重视,从而用酒来逃避呢?
   
  可是他不声不响的在酒中死去了,于是他的真性格,便就湮没在酒海里,让后人无从追寻了。
   
  五
  刘伶可以以酒为友,把酒当作自己的一切,可是阮籍不能,尽管他也好酒,酒在他看来或许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甚至是装糊涂保命的工具,但是酒酣耳热的迷离之际,他大约仍然希望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坐在他的旁边静静地听他倾诉。

  阮籍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声名满天下却没有朋友。竹林的那些酒肉之交中,像山涛和王戎那样的人是不需要真朋友的,而嵇康自有嵇康的风度卓然,即使打铁的时候也有吕安和向秀陪伴。如果他向前走几步,可见繁星点点,向后退几步,便是灯火通明。可是他偏偏不进不退,形单影只的站在两者之间黑暗的原野,独自体味自己的痛彻心扉。
   
  阮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所以他不能忍受晦暗的世事,却也不能直面淋漓的鲜血。他同时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却无法完全的超脱来享受自己的浪漫。李白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轻狂跃然纸上;陶渊明有“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傲气高耸云霄,这些阮籍都没有。他实在是一个太典型的知识分子了,有书生的意气和书生的良心,却也有书生的懦弱和书生的彷徨。

  要了解阮籍的人,先要读他的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是阮籍一生所作的八十多首咏怀诗中的第一首。短短八句勾勒出一个荒旷的空间,没有生气,也没有希望。他未必真的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可是这是他内心那个阴暗而忧愤的世界的真实写照。钟嵘的“诗品”说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的确是这样,他所要说的话,就在自己所写的听到看到的景象里面呀!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这是咏怀诗的第三首。中国的文人在讽刺时事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典故托喻。李商隐在“海上谣”中说:“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说得煞是隐晦。这里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于是刘郎既是刘彻。刘彻迷恋长生而亡,后来的唐武宗原本和宰相李德裕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可是也是因为丹药而亡,此后宦官主政,大唐再无回复之机。联系到这里,“海上谣”的悲愤呼之欲出。这首诗也一样。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操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用史记李广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故比喻曹操治下人才济济的景况。可是秋风乍起,零落伊始。王夫之在“读史通鉴”中说:曹魏篡汉和司马氏夺权的善恶是不同的。曹操的时候汉室已经衰落了,所谓“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是司马氏是大批杀掉了曹氏和夏侯氏的宗族,甚至还杀死了一个讨伐他们的皇帝曹髦,血腥的夺权。黄仁宇先生也说司马氏的政权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样子。所以嵇康在“太师箴”中说:“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当时的政治,可见一斑。司马氏的夺权是要使繁华憔悴了,他于是要去西山。西山是什么地方?伯夷叔齐饿死的地方;“孟子”所谓 “圣之清者”的地方。然而他去得了么?司马氏要他这样的名士来装点门面,决不会放过他。他既然放不下自己的生死,也放不下妻子,那么只有把在俗世中看着岁月的来去当作在那个自己幻想中的世外桃源看云起云落了吧。

  在诗歌中的阮籍很清楚,然而现实中的阮籍异常的模糊。在诗歌中的阮籍很正派,然而现实中的阮籍却不免有些苟且。看阮籍的传记,似乎常常给人有自相矛盾的感觉。且廖举两例。

  “晋书”中说他“尝随叔父至东郡,兗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想来自小城府便极深。可是他又“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一句话讲出来,好似宋江的“敢笑黄巢不丈夫”,极易被人作为把柄的。

  “晋书”前面赞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可见是个不轻易得罪人的主。可是后面又说“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传说嵇康就是言语间得罪了钟会才死的,倘若阮籍也对钟会白眼相向,岂不糟糕。

  且慢。史书中又说:“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见他知道性命要紧,是不敢对钟会抛白眼的。“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这下清楚了,原来阮籍所谓的礼俗之士不是钟会这样的小人,而是嵇喜。嵇喜何许人也?嵇康的哥哥,虽然有些迂腐,但实在是个老实人。他看阮籍的母亲去世了,便去吊丧,其时阮籍无官无名,嵇喜去吊丧实在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纯粹是出于相识之谊,却没有料到阮籍就捡他这样的老实人来欺负以增长名望。

  行文至此,我便又想到了当代的一则故事。传说有人问李敖对于王朔的评价,李敖笑着说:“他和我不同。他只敢骂不能让自己坐牢的人。”

  如此说来,阮籍就是一个貌君子而真小人的虚伪之徒喽?

  再且慢,前面说过了,阮籍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于世道是不满的,固然因为苟且性命而会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但是是如果他只是一味的逃避的话,那么后世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尊敬他。

  阮籍传记的作者中别有用心的记下了这样一则轶事:“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乍一看好像是阮籍故意语出惊人。可是联系到当时的一个著名的事件,其后的寓意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的传统中,“父”和“君”是常常并列的,作为权威的象征,然而那一年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使手下成济杀死了前来讨伐司马昭的魏帝曹髦。明里面是骂杀父者,暗里面,实在是当着司马昭的面痛骂弑君者是禽兽啊。

  景元四年,也就是嵇康被杀的次年。司马昭正假惺惺的要退让曹魏给他的“九锡”,他手底下的人也便要演戏般的再劝进。于是在司马昭的授意下,有人找到了阮籍。他答应是答应了,可是“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我们无从知道这位夹着尾巴苟且了一生的才子在醉梦中想了些什么,也许为朋友的死而伤哀,也许为自己的窝囊而悲愤,也许他在冥冥中已感到了自己大限将至,早已无所顾忌,便就要在这或许是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发泄毕生的怨气,于是在使者叫醒他之后,不假思索的就提笔了一篇洋洋洒洒模模糊糊而又痛痛快快的劝进表。里面先把司马昭捧了一下,随即说你可以:“临沧州而谢支伯,登岐山而揖许由,岂不盛呼?”支伯和许由是什么人?传说中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们而不接受的人。这里暗暗的意思是讽刺司马昭要让天下才是真的让。司马昭看出了这层意思,在向天下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两句。而阮籍,在写完之后没几个月就郁郁死去了。

  古希腊人阿里安在其所著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的最后说:“那些批评亚历山大的人,先看看他做成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再看看他们自己,只是盯着鄙俗的小事尚且不能做成。”早年阮籍曾经说刘邦项羽是竖子,可是这两个“竖子”的功业他是永远超过不了了。传说司马昭想要阮籍的女儿做司马炎的妻子,当时的情况明显司马炎将来是要当皇帝的,可是阮籍大醉六十天让提亲的人无从开口,可见他是不在乎官爵名位的。可是项羽击杀宋义,破釜沉舟;刘邦沛县起义,鸿沟违约,全都是在生死间打转的事情,你阮籍既放不下架子去流俗,又舍不得自己的一条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晋书”中最后记下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他对自己的儿子说:“阮咸已经入了我这一流了,你不要再学我了。”他的放肆而不拘礼法,实在有着难以对人言的苦处。他叫自己的儿子不要学自己,实在是对自己一生的否定吧。

  六
  阮籍说自己的侄子入了他这一流,只是说阮咸和他一样不拘礼法而已。阮咸决没有阮籍那么复杂。他没有多少政治的打算,大约只想过着自己喜欢的任性妄为的日子。

  他有两件事情极为著名。一是在居母丧之间和姑姑的婢女有了私情还生了孩子,二是常用大盆喝酒,有时候家里养的猪也凑过来喝,他竟然也不介意同饮。当真是坏事传千里。可是一个任性胡为有些游手好闲的大孩子的形象也便跃然纸间。

  史载“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被人嫉妒就嫉妒吧,反正他从来没有有志于官宦之途,只要自己过得快乐就行了。

  七
  嵇康死去的次年,当年在他打铁的时候“为之佐”而“相对欣然,傍若无人”的向秀也终于不敢不应司马昭的意思去洛阳出仕了。他路过以前和嵇康吕安一起居住过的竹林的时候,正是“日薄虞渊”之际,忽闻“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于是“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遂作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思旧赋》。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忆》里说:“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则,现在我懂了。”这大约是对于《思旧赋》最贴切的评价了。只是向秀说“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实在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黍离》是西周亡覆后周大夫路经宗庙是对所见荒芜的感慨,《麦秀》是商灭后箕子朝周时过故殷墟时所作的哀伤之歌,这里向秀用来泛指代对往昔的怀念,未尝没有一点讽刺政权更迭的意思,他的对于曹魏的偏向,一览无遗了。

  然而向秀和嵇康是不同的人。向秀到洛阳见到司马昭的时候,司马昭不客气的讽刺他说:“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明明是他召向秀来的,却说你不是有作隐士的志向么,那还来干什么?向秀只是老老实实的恭维司马昭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箕山是许由居住的地方,向秀说许由不接受尧的邀请,是因为他不了解尧为民服务的心思啊。于是司马昭很高兴。

  另一个故事是自小雅爱读书的向秀想要给《庄子》作注,可是“意远而疏”的嵇康嘲笑他说:“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可是当向秀注好了之后嵇康不得不承认注的精彩。

  在“文革”的时候,有的文人不能忍受屈辱而自杀或者他杀了,有的文人或心甘情愿或心怀不满的说着违心的话作着违心的事,可是钱钟书先生似乎超脱了政治加于他身上的枷锁,完成了代表他学术最高成就的《管锥篇》。这似乎就像向秀,一个有着良知的可爱的“书呆子”吧。

  八
  一千七百年之后,嵇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形象。然而在不同的人眼里面,却是不同的典型。

  他的风雅多才,对酒抚琴被后世惊为天人;他的傲骨不屈,从容赴死在后世传为美谈。在一些人眼里,他是用行动捍卫了理想,用鲜血保持了清贞的勇者;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以情感超过了理智,锋芒毕露而不知韬光养晦的傻子。有人说他的死是神圣而飘忽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咎由自取而毫无价值的。传统的士人说他借反对礼教来阐明儒家的真谛,新一代的学者把他推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的代言。鲁迅一生五次校定“嵇中散集”,把嵇康作为自己个人不屈战斗精神的寄托;钱钟书却直指其不懂为人处事,以嵇康为反面典型来演证自己“默存”的人生哲学。颜推之在家训中用嵇康的故事教导自己的孩子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戴明扬却在 “反右”之后以对嵇康的研究来实践受辱而不折的傲骨。可是不论是反对他的,还是赞扬他的,是真正理解他的,还是借他这个典型来说自己话的,都不能否认这样一点,嵇康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史载嵇康是“龙章凤姿”,即是说他有龙的神采和凤的本质。山涛说“其立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巍若玉山之将倾”。可见他是有着英朗的外貌的,然而他却不是李商隐笔下“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似的很着重打扮的人。《晋书》说他“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他把自己的身体视为土木,却把一股俊杰之气注入了自己的诗文中。

  且看他的赠秀才从军诗中的两首: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盻生姿。”
  “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田。其乐只且。”

  这是极其漂亮的四言对举,读来自有一种气势。《文心雕龙》里面评论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字叔夜,这句话里面的“兴”作感兴讲,“采”作文采讲,意思是他的诗如其人,有很强的感发力量而且文辞强烈。可是如果嵇康的诗仅仅是这样,那么是不足以名传后世的;如果嵇康的人仅仅是比较激烈一点而已,他也不会被无数后人视之为偶像。

  叶迦陵女士评论嵇康的诗说:“建安诗讲究气骨,盛唐诗讲究兴象,而嵇康的诗独有自己的风神。”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说,建安诗好比钢笔画,苍劲有力;盛唐诗好比油画,烘托描述出一种景象;而嵇康的诗好比一幅水墨山水,有浓有淡然而其意在浓淡之外。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或者再没有一首诗象“送秀才从军之十四”这样表现了嵇康的神韵。似乎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嵇康心灵的窗户。

  你看他“手挥五弦”,自有他的飘逸。用“挥”而不用“弹”,变有心为无意,可是却又不是无根的放肆,你看他“目送归鸿”,自有他的寄托。归鸿飞向的是他心的家园。心的家园在那里?他下面说了:“嘉彼钓叟,得鱼忘筌。”这里用了《庄子》的一个典故。《庄子 外物》中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如果你已经得到了鱼,那么还要鱼篓做什么呢?如果你找到了你所活着的意义,那么成败得失生死又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可是嵇康所认为的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嵇康是一个对音乐很有研究的人。他在“琴赋”中说: “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世物常常有盛衰起伏的,可是琴音终究永远是琴音。因为音乐之不变,所以音乐方能超脱。在另一篇“声无哀乐论”中他又说:“声音当以善恶(善,指音色美,悦耳动听,恶则反之)为主,无关与哀乐。哀乐当以情感,而无系于声音。”王家卫的 “东邪西毒”里面有一句台词说:“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可是酒水的冷暖,不过只是人心冷暖的寄托罢了。人们听到音乐或喜或悲,却又干纯粹的音乐什么事呢?嵇康在写音乐的超脱与纯粹,似乎就是在说自己的超脱与纯粹。何谓超脱?嵇康的超脱不是佛家所说的看到一切都是“空”,也不是道教(道教并非道家)所谓的成仙脱离俗世。超脱者,随心也。心之所至,一样有得有失,大喜大悲,而心在悲喜之间,得失之外也。何谓纯粹?纯粹者,忠于性也。旁人说他“狭直”不好,劝他要“同尘和光”,可是就像音乐没有“哀乐”只有“善恶”一样,一个人的性情是没有好坏的,只有真假。心和性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志向”。一个人所立下的志向,总是让自己做着高兴而且不违背自己的性情的,这就是合心守性了。嵇康在临刑前的狱中给儿子写的《家训》中开头就说:“人无志,非人也。”又说“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意思是心性比生死更为重要呀!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嵇绍为了保护晋惠帝(这是杀死嵇康的司马昭的孙子)而死,旁人以为和嵇康所为矛盾,我却以为一脉相承。嵇康他们都是至死仍坚持自己心之所向,性之所往的事情啊!

  可是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嵇康的。在这首诗的最后,嵇康说:“郢人逝矣,谁与尽言。”这是《庄子 徐无鬼》中一个典故: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 “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在他的另一首诗中,有着更为直白的表露:“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姝颜。谁与发华。”朋友有很多种:在你生日的时候祝你快乐的是朋友,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喝酒的是朋友,可是嵇康所要找的是志向相同的知己。孤独也有很多种:有浑身是刺的孤独,有自我封闭的孤独,然而嵇康的孤独实在是鹤立鸡群的孤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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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国际码头 于 2015-3-7 11:13 编辑

016.jpg 江苏南京西善桥发现的“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 图保存最为完整,艺术水平也最高。荣启期是春秋时著名的隐士;竹林七贤则是魏晋时期七位著名的文人,他们藐视官场,追求个性自由,常聚在林下饮酒赋诗。此图由两幅画面构成,对称地嵌砌在墓室两壁,每幅长2.4 米,各有四像,像旁均有榜题。一侧是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山涛、阮籍和嵇康;另一侧是向秀、刘伶、阮咸和荣启期。各像都是坐姿,其间以树木分隔,因此人像之间没有联系,切割开可以自成一幅。这种分割式的布局,明显地保留着汉画的遗风,但去掉了汉画惯用的边框,而以树木做间隔。同时,树木品种各不相同,或槐,或柳,或银杏等,位置也前后错落,从而避免了构图的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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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竹林七贤砖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的成就(文/钱澄宇)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时间:2011-08-10     已被浏览255次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拓片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多处墓葬壁画、砖画遗存,对于传世画作十分匮乏的六朝绘画来说,无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六朝墓葬壁、砖画兴盛的原因,一方面受了汉代以来中原厚葬之风的影响,特别是六朝时期北方的许多士族和劳动人民(包括种种技艺匠)从中原南迁,其葬俗、画作题材和雕刻技法等均或多或少遗有中原的传统风格。另一方面,六朝帝王贵族的墓葬中,所绘制的大量壁画,也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爱好绘画的风气和追求奢华的习尚分不开的。

    画像砖是我国古代用于墓室建筑中的一种图像砖。它的流行时间从秦汉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主要出土于河南、江苏、四川等地,是我国历史文物宝库中的珍贵遗存。南京博物院所藏模印拼嵌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简称“竹林七贤砖画”)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且品相最为完好的大型人物画像砖实物。南朝帝王陵墓装饰壁画,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历来被国内外史学和美术界所重视。(图1、图2)

    这件国宝级文物于1960年4月出土于南京西善桥宮山北麓南朝帝王陵墓中,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太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所发现。该墓总长8.95米,宽3.l米,高3.3米。墓室左右壁中部为砖印壁画。全部壁画砖的两侧均刻有文字,如“向上行第卅一”等编号,便于镶砌。 [1]原件分布在墓室中的南北两壁,各由近300枚砖块拼嵌而成,规格均为长2.4米,高0.88米。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后来,此砖画移至南京博物院,由多位专家复原于南博艺术馆陶艺馆内。

    “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并分别在中古文化史上占有地位。关于“竹林七贤”之本事,中世纪之文献记载颇多。《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讶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2]又《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3]及郦道元《水经注》:“(清水)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为“竹林七贤”也。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4]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衷于清谈和玄学,行为放荡不羁而又谈吐不俗。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晋室东渡,苟安于江南一隅。加上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地方割据势力纷争引发频繁的战乱。面对“天下纷纷,祸难未已”的时代,“竹林七贤”对时政持超脱旷达的态度,常结伴游于林间,寄情山水,纵酒欢歌,悠然自得。这种处世态度在东晋南朝时期被统治阶级所崇尚。画面上的另一个人物为春秋时的隐者荣启期。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因志趣相同而展现在同一幅画面上,一方面是墓室两壁画面对称的需要,采用了汉代以来壁画中常见的对称分列的构图形式;另一方面反映了魏晋南朝时期“讬好松乔”、“荣辱何在,贵在肆志”、“仰慕同趣”的社会风尚。(全文见《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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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jpg 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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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jpg 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北墓壁自外而内的人物依次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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