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藏印真伪辨析 康耀仁
古书画的鉴定，印鉴历来是判断其真伪和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甫帖》争论中，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上博研究员分别撰文，对其中名头较大的藏印持怀疑甚至否认态度。笔者从事篆刻创作多年，并循此道，不断解惑印鉴的异同，并结合款式重构了沈周作品的真伪系统，因此，不揣举凡沈周印鉴，用以辨析三位研究员在《功甫帖》藏印的观点。
沈周的用印时间最长的，当数藏于台北故宫的《题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启南”朱文印，此印使用年限约在50岁至67岁，从图1可知，此印经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52岁以前，其形制规整，线条清丽，虽略有残边，但印迹之间基本相近；第二阶段在62岁左右，因四边受损，线条变粗，其印迹之间略有差异；第三阶段在64岁后，或印面磨损严重，与之前比较，印迹可谓面目全非，此印曾两次钤于辽博所藏《千人石夜游图卷》，虽属同印，但差异显现（图2）。可见这一阶段相似度很低。如果不具备相关知识，必定有人生疑，沈周在此作使用了两印。
图1、自左至右：约50岁，《马嵬八景》，私藏。50岁，《题林僕手札》，台北故宫藏。52岁，《送吴宽行图卷》，私藏。62岁，《题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藏。64岁，《跋陆游自书诗卷》，辽博藏。67岁，《千人石夜游图卷》，辽博藏
图2、《千人石夜游图卷》一印两迹，但差异较大，左边下部边线，一残一存，右上角一方一园
晚年同期印迹都如此差异，若单独比对原始印迹，则差异更大，甚至很难判断其同属一印。其变化主因当是风格从规整转向古拙，因此，笔者以为印风是产生印迹异同的关键：
印面平整、篆文规矩，外因难于改变其状，其印迹之间相似度较高，较易判断。
印面磨损（不管是自然形成还是人工为之），导致线条残破不平，容易受外因影响，因此印迹之间差异较大，判断也较难（图3）。
上述外因包括：1印泥的厚薄、干湿；2钤印时力度的均衡、大小；3钤印时垫纸的软硬、厚薄；4印面留存残泥的程度；5印章的磨损残缺程度；6另外，完成印迹后，绢丝或纸纤维是否拉扯。
图3-1、一印两迹，左50岁规整，相似度较高，右67岁磨损，相似度较低。但两印因时间变化差异更大
图3-2、“启南”50岁与67岁虽然风格变异，但核心结构不变
识者之所以能够认可印风因某种外因带来的种种差异，除了掌握经年渐变的信息，更在依赖印文不变的形态架构。这犹如一个人的容貌，从青年走向老年，虽容貌稍异，但基本结构如旧，知者仍然可辨。
从直观判断，“安仪周家珍藏”印风规整，显然属于第一类，其规整程度远甚于“启南”印的第一阶段，只要稍具简单常识，辨认并非难事。传世诸多名作，如苏轼《行书洞庭中山二赋》、蔡襄《扈从贴》和《山堂帖》均钤有此印。通过比对，可知数印之间几无二样（图4）。可惜的是，钟、凌二人却断为伪印，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图4、“安仪周家珍藏”比对。自左至右：苏轼《洞庭中山二赋》、蔡襄《扈从贴》、蔡襄《山堂帖》、苏轼《功甫帖》
此印的断真有三层意义：首先，《功甫帖》经安岐收藏，《墨缘汇观》所著也即此作。其次，既然此作曾经安岐递藏，钟、凌所谓“钩摹自《安素轩石刻》之拓本”的臆断便不攻自破，安岐不可能预先提早一百多年钩摹所谓的拓本。再者，其《墨缘汇观》所载“前后半钤四印”，自然早于安岐，钟、凌有关四印伪造也无须花费文字辩驳。从现状看，“半钤四印”多为骑缝章，其留白也遭钟、凌所质疑，其实稍加留意，骑缝章留白的印例在历代名作比比皆是，个中原因吴斌已有详叙，本文不再复述。
《功甫帖》有翁方纲的三个题跋和“翁方纲”、“宝苏室”等印，均为三位专家否定。翁跋可与其在李唐《采薇图》的后跋相比较，书法部分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暂不在此展开。另外，翁印整组出现，正常的鉴定逻辑，印鉴若真，其书必真。
相对于安岐和项墨林的藏印，翁氏的两方白文印接近第二类，辨认稍有难度，正因为如此，单先生质疑：“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但笔者反复比对，虽说线条略有粗细，却看不出这个差异改变其核心的结构。究其原因，或是印泥的厚薄不匀和用力的不均所致，即笔者所归纳的外因之第1和第2的作用（图5）。凑巧的是，“宝苏室”也分别钤印在《功甫帖》的本作和题跋两处，但其差异度却远远高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的范本，笔者特地附上比对图，并请问上博三位专家，难道作伪者没事找事伪造了两方印鉴（图6）？
图5 翁氏两印比对《印鉴款识》，虽各自略有差异，但均合“度”
图6 同时钤印于《功甫帖》的“宝苏室”差异更大
翁方纲的后跋，有三方项墨林藏印，三位专家一致否定，单文言“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
项墨林的藏印较多，印风也多样，工整与写意几乎具备。现存的重要书画，大多经其递藏，因而可资参照之印不少。项氏常在同一件作品，钤印不同颜色、不同质量的印泥。在项墨林的那个时代，所用印泥为水印泥，其容易晕化的特质，决定了上述的任何外因，都将导致同一印鉴的局部线条的差异。
《功甫帖》的三方项印，均为水印泥钤印。以“檇李项氏士家宝玩”为例，其较粗的笔画，依稀可见中间透亮、两侧重色的明代水印泥特质。笔者特地找出黄山谷《惟清道人帖》、米芾《苕溪帖》和《寒光帖》、朱胜非《杜门帖》等公认名作的六方项氏真印进行比对，这六印不但与《功甫帖》之项印“有细微差别”，就是六印之间也“都有细微差别”。这些差异，无外乎同样的局部，或粗细不同，或断连有异，所幸的是，均没有超出固有核心结构的“度”（图7），说明都是上述的外因造成。如果单先生连“细微差别”的“度”都无法包容，那么上述举凡的六方项印就实在找不出真印了。
图7 “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比对。自左至右，朱胜非《杜门帖》、米芾《衰老贴》、米芾《寒光帖》、苏轼《功甫帖》、蒋之奇《北客帖》、黄山谷《惟清道人帖》、米芾《苕溪帖》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三方项印并非钤于本作，而钤于隔水右侧的翁方纲题跋上，这显然不合常理，难怪钟文质疑：“按照项氏的收藏习惯，不可能不在墨迹本本幅钤印。”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安岐的《墨缘汇观》并没有记录项墨林的印鉴，单文也表示：“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三位专家虽然不能理解，但从侧面说明了项墨林确实没有收藏此作。
未经项氏收藏，后跋却有项氏真印，这个矛盾让三位专家很困惑。大概源于此，干脆否定项氏藏印，但是三位专家忘了本作与后跋之间有个隔水，正是这个隔水，化解了这个僵局。
翻阅项氏收藏的诸多手卷之作，如黄山谷《砥柱铭》、苏轼《赤壁赋》等，后跋钤印处还有空白余地，这些余纸，即便被裁切，也不会影响作品的完整性，而杨维桢的《竹西草堂记》的余纸除了项印，还有明清诸印（图8）。因此，合理的解释是，翁氏有意裁切含有项氏真印的某作余纸，加以题跋，而这样的题跋料非孤例。
翁氏当时的动机，现已无法探究，但在二百多年后，引起有关专家的困惑，想来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图8-1 黄山谷《砥柱铭》后跋两个空白地钤有项氏真印
图8-2 苏轼《赤壁赋》、杨维桢《竹西草堂记》后跋空白地钤有项氏真印 | 
发表于 2014-1-9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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