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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书信小引
凡·高留下的有关艺术理论及思想方面的文字材料可说是寥寥无几,而且通常是十分简短的。这些材料几乎都出现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即他35岁离开巴黎之后那最初的多产而富有田园诗情的几个月。从1888年的2月到 1889年的5月,他一直呆在阿尔。他的艺术理论和思想披露在这一特定的短暂时期的书信里,是有种种原因的。
在阿尔的最初两年,他感受到了隐居的愉快,这种隐居正是他所渴求的,也是他在巴黎所难以享受到的。在巴黎,他与弟弟提奥住在一起,也和蒙马特尔各个画室及常聚咖啡馆的艺术家们保持着联系。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那强烈的精神信念,几乎像一种神秘的宗教观念那样根深蒂固,所以他不可能长期忍受他的大多数同仁所染有的那种玩世不恭的作风。当他最终在阿尔的黄房子设立了自己的画室后,他就与一度使他陶醉的巴黎的许多朋友和艺术圈里的人分道扬镳了,至少在这时,他可以自称是一个独善其身的画家。他开始有时间和空闲,来思索他在巴黎时听到并进行过辩论的许多艺术见解和理论问题了。何况,他还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筹划他那梦寐以求的画家联合会组织。
在巴黎,他与一位年仅18岁,智慧过人,并埋首理论研究的青年爱弥尔·伯纳尔结下了亲密友谊。显然,伯纳尔通常能够洞悉阿望桥艺术家们的思想方法,尤其是他们在理论上的新东西,他和许多朋友讨论过这些理论问题。凡·高还是新印象派理论家保罗·西涅克①的画友,在巴黎,他经常情绪激昂地谈论最有争议的先锋派运动。住在巴黎时,凡·高和他的弟弟以及画友们的个人接触比较频繁,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把他心中酝酿的一些艺术观点写成书面的东西。现在,阿尔这一自然环境完全适宜他去思考在巴黎讨论的一些理论问题。对于这位习惯了北方的寒冷和单调色彩的荷兰人来说,耀眼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温暖的气候、各种植物所呈现的丰富色彩以及普罗旺斯的土地,使他想起了日本的版画。这一切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把他从印象派画家和新印象派画家那里学来的知识付诸实践。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当他在阿尔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把他在巴黎艺术运动中所受到的影响溶进了他个人的强烈风格中。他在这期间写下的信件,充满着他与朋友交换过的思想和他对艺术的反省。10月,高更来到了阿尔。开初,高更的光临对凡·高还有些新的刺激,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发生分歧,以致发生冲突,这很快给凡·高造成精神上的危机,从此结束了这段田园般的时期。
凡·高大多数涉及艺术的书信是写给他的弟弟提奥的。提奥曾是凡·高与巴黎美术商人的联系人,并且为凡·高在古皮尔画店谋得一份工作。读者可以从这些信中了解提奥对他哥哥的深情厚谊,以及凡·高当时所处的困境。1875年凡·高还在古皮尔画店时,提奥曾劝他做一个艺术家。这是在凡·高自己充分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五年之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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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涅克(1863—1935),法国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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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奥节衣缩食,竭尽全力帮助他,源源不断地支助他的生活急需。1888年,提奥在古皮尔画店谋得一个有影响的位置,自此以后,他也就成了凡·高与巴黎艺术界取得重要联系的媒介。
凡·高早年也想当一名画商,在这方面经营有术的家庭使他十分熟悉这种业务。五个兄弟中就有三个是画商,他们都生意兴隆,其中一个还成了欧洲重要的商号之一古皮尔画店的主要合股人。凡·高的叔叔文森特因为与他同名,对他尤感兴趣,1869年凡·高16岁的时候,就被引荐人古皮尔画店的海牙分店。三年时间,年轻的凡·高干得非常出色,可谓春风得意。随即被提升到伦敦分店干了两年,至 1874年,他被派到巴黎的古皮尔画店总店。在当美术商人的六年期间,凡·高逐渐接触到许多前辈大师的杰作,这些大师对于凡·高成长为一位艺术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尤其赞赏那些同情农民的巴比松画家,如卢梭①、米勒②、迪亚兹③和布列东④。1874年他到了巴黎,不久他就完全沉浸在对《圣经》的研究中去了。这使他渐渐对实业经营产生反感,第二年,他就辞去了古皮尔画店的工作。
随后的五年间,即1875至1880年,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牧师,他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不仅是一个无数苦难向他袭来的时期,也是他企图做一个上帝的仆人而屡遭挫折的年月。凡·高之所以要从这方面努力,是因为他的家庭有过先例。他的父亲和祖父(也叫文森特)都曾当过牧师。祖父是个学者,在当地德高望重,名声显赫。凡·高虽然兢兢业业,努力掌握进入教会学校所必须掌握的东西,但他很快发现,他的内心气质并不适应经院学术领域,而适宜于去探讨某种具体的学派。他曾两次宣讲福音,试图满足他那强烈的感情需要(第一次是以一名非正式传教士的身份,第二次是在比利时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的乡村里,以一个自食其力的传教士身份),但都归于失败。
① 卢梭(1812—1867),法国风景画家。
② 米勒(1814—1875),法国画家。
③ 迪亚兹(1808—1896),原籍西班牙的法国画家。
④ 布列东(1831—1902),法国画家。
直到27岁时,凡·高才潜心于艺术。尽管他接受了一个以功名显赫著称的姓氏,但他还是拒绝了他的叔伯们的职业。不管他作出了多大的自我牺牲,他在父亲和祖父所从事的职业上终归彻底失败了。1880年,凡·高在博里纳日经过一段长期的孤独和痛苦的自我反省之后,决定要做一名画家。他早期对艺术的接触,他心中弥漫的宗教感情,甚至先前获得的如何作画的知识,都增强了他迫切做一名画家的愿望,正如米伊尔·萨庇罗所说的那样,他是带着宗教皈依者的强烈感情投身于艺术的。凡·高在一封给提奥的长信----他的新任圣职仪式的一份宣言中,谈到了自己的奋斗:
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常常做一些多少有点傻
气的事情,事过之后又有点后悔。……我有必要把自
己看成一个危险人物而弄得一事无成吗?
……我惟一焦虑的是我怎样才能在这个世界里有
用?难道我就不能目标专一,做出一点成绩吗?
有人感觉到一个空间,那里存在着友谊、坚强和真
诚的爱。他也感到了一种可怕的阻力,它消耗着他的
精神能量,命运似乎在给爱的本能设置一道障碍,他被
一股令人窒息的恶流所包围,于是他大声疾呼:“上帝!
这个世道还有多长啊!”
我聊可自慰,我的生活终究有了一个目的,我承认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怎样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我
能做点什么?在我心底有某种打算,那么下一步怎么
办呢?
凡·高这时谈艺术就如从前谈宗教,他把艺术看成是对上帝崇拜的一种手段。
要尽力去理解伟大的艺术家的真正意义,那些重要的艺术大师的杰作会给我们以启示,把我们引向上帝……
这样,在他成为画家之后,不仅实现了他对艺术的渴望,也满足了他强烈的宗教心愿。以前的五年间的挫折,使他心绪不宁。由于他吸收自己的激情并把它引进他坚信具有社会功用的职业里,他因而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鉴于这些原因,我们敢说凡·高是一位皈依艺术的人。他对艺术的社会效果的关注丝毫不弱于对艺术理论的关心,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的看法正好反映了这两个方面。在他整个成年期的生活中,他把自己崇高的理想以及对自己的疑虑和恐惧通通倾泻在这些信件中;这正是他成功地与别人保持密切交往的重要手段,这是他难得享有的以私人关系长期保持的联系。这些思想展示得那么充分,既有对他本人形象的琐细描绘,也有对这位艺术家被造就的过程的细微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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