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不系归舟 于 2015-11-29 15:00 编辑
有酒盈樽，松菊犹存——论陶渊明诗歌中酒菊意象及其生命意识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之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的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陆游、辛弃疾莫不如此。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经成为了他的象征。作为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生命意识的标志意象，它们的不同作用和出现比例也是我们一窥陶渊明的心灵状态和人格结构的视角。生命意识自觉参与到人格构建中来，但并未充分的人格化，使得陶渊明在安静的田园里并非全身都‘静穆’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别致的陶渊明。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 酒和菊 生命意识 隐逸人格
自先秦以来，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传统下，中国古代文学保持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乐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位一体的儒家原典哲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主体往往注重追求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功用，往往把社会责任看成是完善自己理想人格的必要因素。但社会理想和政治现实总是会出现龃龉，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受到黑暗的遮蔽和小人的戟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很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曾有过苦闷的经历。这样，一些比较有着相对自足的人格的作家作品便会成为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失意时的精神家园。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受小人谗言，政治理想不得实现，贬谪江南而作成《离骚》，以香草美人比附自己高洁的品格，以幻想中的神话世界寄托自己浮世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自此，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第一座精神家园。而继之以起的则是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他最先较为彻底的摆脱纯粹的儒家人格的范导，而为后世开辟了一条隐居的新的方向。在归隐中达到一种相对自足的人格境界，而这也得益于陶渊明在诗歌中表现出的那种相对独立于儒家道德预设的人格概念的生命意识。如果说屈原所代表的精神家园是一方神奇的圣土，高悬于尘世之上；那么陶渊明所创造的精神家园则是一方人间的田园，未离尘世之中。本文就试图通过对陶渊明诗歌中两个最有特色的意象，菊和酒，来发掘出他诗歌中所包含的生命意识。
一、酒是忘忧物，菊为制颓龄
陶渊明在二十八至三十七这段时期，因为“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曾数次出入仕途，断断续续约有三年半在官中。但身处黑暗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觉得内心也布满了深重的阴影。自己遵奉的理想日益暗淡，自己洁白的品格更不容玷污。于是，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即公元４０５年，携一壶酒一丛菊，归隐田园，一曲归去来兮，尽吐心中性情。陶渊明从儒家所规定的社会责任中摆脱出来，用酒和菊来酝酿自己亲近自然的人格的香醇，贴近自己淳朴任真的个人生活。凡是从个人生活中体验到创作乐趣的作家，通常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意象。陶渊明的诗歌中的的酒与菊就是他心中性情的象征意象，属于他独特的品格。陶渊明的诗歌中几乎篇篇有酒，而写菊则比较少，总共只有六处，但因为他那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在是太为著名了，因此菊也成为了他最为代表的一个意象。下面就先从陶渊明诗歌中写酒和菊的方面来体会他所以这样选择这两个意象所要表达的性情。
（一）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有关酒
世多乱离，饮酒在魏晋颇成风尚。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总结了魏晋名士饮酒的原因：“一是饮酒可以达到物我两泯的自然境界，是求得一种超越境界的实践。陶诗言‘酒中有真味’，饮酒是达到任真，达到欢乐境界的手段。二是魏晋人借饮酒来逃避现实，保全生命。把酒变成享乐的工具，尽情纵欲。”酒更是陶渊明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不仅题为饮酒的有二十首，还有如《读<山海经>》之类的述仙之作里有“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其五）的诗句，在《杂诗》之类的抒愤之作中有“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难再来，一日难再晨”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在《拟挽歌辞》中甚至亦有“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的歌咏。但是综观魏晋诗歌及陶渊明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言酒者甚多，言醉者则无几，甚至陶渊明的诗歌中也很少找得到更多如“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这样直言其醉的诗句。陶渊明归隐嗜酒，但依然不能象盛唐诗人那样尽意。这或许是因为陶渊明的人格构成中依然有儒家范导的影响，而儒家人格在大一统帝国的社会环境下才能保持稳定和健全。身逢乱世的诗人想借酒逃避社会现实，但依然因为心中着挥之不去的社会理想，因此言酒而无醉。正如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的一样，“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迹为酒也。”结合陶渊明关于酒的诗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可以发现，酒作为一个消解意象在陶渊明的诗歌里主要有忘忧和纵情两个作用。诗人因政治前途暗淡而隐逸，诗人的忧愁正和他心中的社会理想难得在现实中实现，人格理想难得在现实中保全有关。在他的《饮酒》里有好几首都可以看作对这方面的真实书写。如第二十首：“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对儒家社会理想的向往，对暴秦焚书坑儒的指斥以及对自己儒士形象的维护，都可以看出作为隐者的陶渊明，内心中依然有儒家人格被隐逸生活状态所掩盖而形成的一种缺憾的忧伤。现实世界与心中理想不相符合，多所谬误，无奈中以酒消解，以酒来麻醉人格中敏感而脆弱的部分。酒的另一个作用是纵情。陶渊明与其时乱世里名士们及时行乐的共同心态一样，也追求纵酒以忘情，例如《饮酒》其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炳”，诗人直把通宵达旦的欢饮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纵情欢乐，而且一旦要停止饮酒，就会千难万难。看他的《止酒》诗：“……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不止理……”，一止酒，便有不喜之情产生。这里不喜之情可能就是酒中欲忘之忧吧，从陶诗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以酒纵情之情，是有着特定内容的情。如《饮酒》其三：“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以人生的短促，功名的难成而主张饮酒纵情，这里体现了一定的纵情意识，体现了新的人格因素新的生存状态，但是这种纵情不过仅仅是纵酒，从酒中取得的乐趣不过是关于人生的幻象，依然是作为社会理想在个人人格构造中确实的一种遗憾的附庸而存在，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真实的内涵。简而言之，独独以醉酒来纵情，就体现了陶渊明及时行乐的思想中依然有那种人生短促功名难成的思想。纵情与忘忧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的一首《述酒》诗中所言，“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一切都还在草昧之中，但模糊中有改变，新的情性正在生成。黄庭坚曾经评价此诗说：“《述酒》一篇盖阙，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而这一句恐怕就是陶渊明对于自己人格转变的连接者——酒的一种独特体验吧。
（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关菊
自周敦颐一篇《爱莲说》里“晋陶渊明独爱菊”以来，菊成为了陶渊明隐逸品格的一种独特表征。但在陶渊明诗集里写菊的诗句总共只有六处。但这依然不妨菊成为陶渊明最为追求的品格的意象表征。如果说陶渊明诗歌中的“酒”是为了化解社会理想不得实现的忧愁，是为了填平人格建构中所遗弃的部分的遗憾，那么菊更多的表明了他的个人人格理想的状态，代表了不同于以往性格构建中的新的性情。与菊有着大同小异的意象，如松兰等，在陶渊明的诗歌中也有着一定的比例。我们可以在二者的对比中看出菊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成为陶渊明隐逸人格的最本质的意象表征。松兰菊都是作为作者的一种高尚品格的象征，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写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和郭主簿》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以及《问来使》一首，“客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松兰蔷薇都代表了一种近似的人格理想，但是松兰等作为其时已变成的文化人格的象征物，所代表的一种刚健，一种幽怨的人格特征与菊又有些不同，菊之淡泊，松之刚健，兰之幽怨，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首诗进行一番比较。首先是写松的《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复何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本诗写松树的奇姿被荒园中众多杂草所湮没，只在肃杀的秋天来临之后，严霜落下，杂草枯萎，松树的刚洁乃被人所发觉与赞叹，诗人提着一壶酒在松下徘徊，不是的远望。“提壶挂寒柯，远望复何为”一句正表明了诗人那心中依然无法平息的失落之感，酒都无法麻醉自己，只有以梦来消解，“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梦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常用来消解现实苦闷的意象。把松的高洁与酒与梦并提，正表明了诗人心中的不平不足，诗人无法在松的意象中找到自己一片宁静的天地。同样，写兰的诗如《饮酒》十七：“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一朵兰花幽独的在前庭含香绽放，期待着清风来传播它的芬芳，但当清风来时，兰花已枯萎与萧艾之中。诗人通过兰花这一意象既表明了自己的理想又对现实充满了怨恨。同样的诗人从兰花这里也不过是觉悟到了自己所应当生存于其中的生活状态的提示，而依然不能成为诗人人格自足的表征。这一切，只有交给菊来完成。看他的《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邑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背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诗人就着露水采摘秋天的菊花，自斟自酌至啸傲长吟，诗人自觉人生的真意就在此。与松兰不同，诗人在写菊这个意象时，表示了一种自得之趣，而写松则有“众草”的比照，有“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反省，写兰时有“萧艾”的比照，有“觉悟念当还，鸟尽废良弓”的感叹，这都体现了一种不脱于儒家价值观的一种生活状态，明确的表示反对什么的姿态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姿态，所以青松会没在众草，幽兰会萎于萧艾。而菊则代表着诗人平息自己性情中那深感缺憾的部分之后的人格状态。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比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反对，只是那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只是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人生真味。可以说菊是体现作者最理想的个人人格的意象。这也是陶诗中之所以写菊的诗句如此之少，但依然不妨菊成为陶渊明最独特的最深刻的意象之一的原因。
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有关生命意识
陶渊明之所以会选择了异于传统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中国传统士大夫往往把社会责任、道德操守看成比生命还值得宝贵的东西。依据传统儒家观点，生命会消失，而“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之三不朽。在儒家原典哲学中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有义，而这义便是符合封建秩序的道德概念。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理性主义传统下，个人价值绝对处于集体价值之下，而所谓的感性追求更是不能得到认可的。生命意识则是指不带道德预判的一种价值观，一种人格追求。生命意识首先不是在陶渊明那里觉醒，但是却是最早在陶渊明的那片田园上蓬勃的生长。
（一）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生命意识的觉醒
乱世惜命短，早在汉乐府诗歌里，对生命的眷恋与惋惜已经出现。对儒家的道德预设的价值观进行了初步的颠覆。例如《薤露》与《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歌曲，都仅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唏，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珠，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这首乐府诗歌本来是为田横及其六百壮士为义而死的故事写的，但是所表达出的却不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称赞，而是对生命消亡的悲痛。《蒿里》把死亡描写的更为凄惨：“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贤人愚人不过是世俗的价值标准而已，相对于生命本体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儿就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儒家所一贯强调的道德伦理的一种怀疑，但是汉乐府的诗歌不过是鲜明的表达了乐生恶死的愿望的，它主要是以泛咏的方式体现了对生存状态的一种价值观上的否定，而并未参与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的自觉建构中来。但是朝露的意象却从这儿传承下来。朝露就主要代表着人生的短暂和珍贵，以及由二者所形成的无可奈何的生命情感。但是在汉魏诗人那里，在建安风骨之下，朝露所体现出的一种珍贵生命的意识，依然被压抑在德性之下。例如曹操的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开头纯粹是感叹人生之短暂，而以下四句其实已大有深意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绝不是因为上文对生命珍惜的情感而发，而是与下文相照应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一切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招贤纳士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社会理想，然而光阴如箭，事业未竟，其于外在功利的焦虑迫切比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怀留恋更为主要，这也是所谓“建安风骨”的一种体现，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政治乐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魏以来，对生命的价值发现或者停留于民间留恋生命的泛咏之作上，或者被压抑于诗歌中的德性主体之下。但一种新的性情的产生，一种人格质变已经不可阻挡。同上《饮酒》其三，诗人对“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进行一种价值的批判，世间名不过伴人一生，而一生又能有多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不如饮酒纵情，不为尘世的价值观所羁累，自得人生的真趣。
（二）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表现于价值选择
陶渊明诗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道上，孔孟所提倡的价值观都是仁义先行，而陶渊明却认为人生之道，首先理所当然的是穿衣吃饭等满足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儿是不带有任何社会道德的对人生价值上的一种取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志”的改变，是社会责任的放弃与生命意识的一种持守，由道至贫体现出了一种价值观的重选。表现在诗歌中，如他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诗书。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三十，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桃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懒惰顽皮，不好诗书，而“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的诗人却不去苛责他们。时运的艰辛，已使得诗人认识到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没有了实现的可能。“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于是诗人安然自得的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儿所鲜明体现出的价值取舍与儒家正统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孟子在《尽心下》里有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曰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天性，于是感官享受的能否实现就成为了外在于人的命运，而社会性的仁义道德就成了内在于人的本性。这是性与命的置换，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而本诗中，“懒惰无匹”、“不爱文术”、“不识六七”、“但觅梨栗”的诗句所表现的价值取舍，却与之截然相反。诗人并不以之为患，而认为天运如此，自尽其酒。“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不管生死都与世无碍了。陶渊明觉醒的生命意识是他在诗歌中常常会表达出一种取舍殊异的价值观。有美酒，有秋菊，自忖人生的真意就在于不违拗自己的性情，不屈就自己的人格，他放达的自足于自己的生命状态。因此还作了几首《拟挽歌辞》以明心志。例如其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明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未得足”，在世时的荣辱只不过是外在于我的空名，人生的追求无非是要自我性情的协调。这种淡泊自足的价值目标自然不同于儒家人格追求功名，社会责任时刻萦绕于心的特征。虽然正如前述，陶渊明的性情依然有些不协调，依然有未曾忘却的士大夫的责任感，常常需要饮酒忘忧，但是他毕竟实实在在的以他的人生实践营造了中国传统文学里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一种有别于政治乐感的自然气息强烈的充塞于他的诗歌作品中，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淳朴任真的活泼泼的生命主体，他的痛苦和欢乐都去除了那种焦躁的政治色彩。
（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表现于人格构建
陶渊明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生命主体，他以鲜明的生命意识加入到了自己的人格构建之中去。但是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并未完全和谐的融入到他的个人性格之中去。他打破了作品中过分追求政治乐感的传统，首次表明了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价值追求，展现了一方朴素别致的宁静天地，但是同时，一个健全人格的构建不仅要从心灵上，更要从社会事功上来最终完善。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可以说是巧于心而拙于事，对精神境界有宁静而崇高的追求，而在生活状态上则是朴素而世俗，所以他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读他的《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中来，好风与之具。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诗人在自然中寻求人生的真，树林里各种鸟儿都有各自的依托，而诗人也在田园之中寻求了自己最佳的生命状态，耕种读书，交友饮酒，怡然自得。生命的深微与朴素，本质与世俗在本首诗中一以俱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造成了他的隐逸人格，当然，这依然是种偏至的附庸人格。隐逸便是一个具有着参照物的概念，有所不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所求。所以陶渊明的诗歌中诸如梦、仙、酒等具有消解作用意象的出现不少见也就很可理解了。他生命意识的觉醒并未完全的使诗人忘掉有关社会有关理想的忧愁，所以陶渊明才“并非浑身都是‘静穆’的”。在他的《形影神》组诗里，非常具体的展现了他人格中的某种矛盾。《形赠影》诗体现了生命意识，《影答形》体现了德性主体，而《神释》则是诗人最后的评断。看《形赠影》诗：“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知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戚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这儿主要表现了一种对生命本身的眷恋，自然万物有盛有衰，各有各的常理，人为万物之灵长，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不能成仙以摆脱这个结局，便以饮酒来作为人生的欢乐。有关于仙的，形赠影云“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影答形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对于成仙，二者皆未言是；关于酒，形赠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而影答之云“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因为人生短暂而心怀珍惜，就不应该仅仅饮酒作乐，不然“身没名亦尽”，而应该奉行仁义之道，“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这样，形体消亡而流芳百世岂不是对生命的更大珍惜。这是一场生命意识与德性主体的对话，而诗人在《神释》里对这场对话进行了一番评判：“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平，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生命固不可不朽，荣名因人，纵酒伤身，亦不可各自以为宝。人生最合适的生存状态是“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诗人无法在酒与名的性格张力中取得平衡，不知如何去追求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在这深深的痛苦中只有任其自然，把自己人格上的痛苦向自然、天运中去消解，这正是生命意识没有充分人格化的表现。
三、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结语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过，“陶渊明正是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的，所以才伟大”。陶渊明以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中国古代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但是他的诗歌中并非全都是宁静淡远的。他的生命意识并未充分人格化，因此他的性情在出处之间依然有着很强程度的张力，虽则他的生活状态是完完全全贴近自然的隐居方式，但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可以看出他那痛苦的心灵。酒的意象主要是忘忧和纵情，他的诗歌中几乎篇篇有酒，但却很少有醉。菊是属于他的独特而深刻的淡泊意象，在使用比例上却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在表达性情上有着不太相同的内容，自然向我们提示出了作者所具备的那种人格状态。再多的酒也无法彻底忘却功名的阻隔，人生的短暂；再少的菊也可以让人难忘他那性情的自得，生命的悠然。陶渊明首次摆脱了德性主体的儒家人生状态，而以本真朴实的生命主体的面貌出现。他的痛苦与坚守之下的隐逸人格，丰富了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内涵，也为传统人生价值取向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开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所言，“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理想人格的道德主体和心灵本位的双方面充实，从陶渊明这里开始自觉。
|
发表于 2015-2-24 11:30
| 
发表于 2015-3-10 1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