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军著《董其昌杭州诸问题综考》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16开平装一册 210页 38元。
董其昌似乎是一个有点“诡谲”之人。因为在他的文章里,绝少写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而在他许多的书画、碑帖题跋文字里,也大致如此。他似乎是有意要将自己的生活“遮蔽”起来,而给后人留有一种神秘或模糊之感。其实,董其昌的《容台集》和《容台别集》都是他的子孙所编辑的,故应是做了某些的“净化”处理。今人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和任道斌《董其昌系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二书中,关于董氏的生平所采用的史料,大多为古人的书画著录中的作品题跋。而某些著录的作品真伪就非常值得质疑。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明代大书画家中,文徵明和董其昌两人伪赝之作最多,可谓前无古人。所以对文、董两人的研究,还必须要懂得书画鉴定学和鉴藏史。
比如青浮山人的《董华亭书画录》、杜瑞联《古芬阁书画记》等书中的董氏书画作品,伪赝比例极高,甚至十九不真。因此对某些著录中的董其昌书画作品上的题跋文字,应该要甄别和慎用。美国研究董其昌的著名学者何惠鉴就曾经指出:“由于汉学的普遍衰退,以及缺乏文、史、哲及美术、宗教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为依据,这些推测或因政治性的先入之见或盲目的不加批判的接受而日益增长……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将曲解臆测与文献记录、传闻与史实之间依法分别。”历史研究者必须要对所采用的史料的真实性予以鉴别考证,否则就有可能是在使用“伪证”,而所从事的研究和著述虽然不完全说是“伪研究”,但起码也是有着重大学术“瑕疵”的研究。
《董其昌杭州诸问题综考》(以下简称《董其昌与杭州》)一书,应该是作者的中国美术史硕士论文,导师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吴敢教授。作者在跟随吴敢一起对杭州灵隐寺所藏文物的鉴定过程中,逐步完成了《董其昌与杭州》一书的撰写。灵隐寺藏有董其昌在三十八岁时,为了荐资父母冥福而写的《金刚经》一部,是赠给当时杭州名寺云栖寺的莲池大师的。在每当有追荐之时,莲池大师就拿出董氏手书《金刚经》令僧持诵。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到杭州时,曾多次驾临云栖寺,为董书《金刚经》题签:“永镇云栖”和“香光法宝”;并题诗和钤盖玉玺。这是董其昌早年的一件精佳书迹,依稀有钟、王、欧、褚、颜诸家书风的影子。也可以从中窥知其早年转益多师的学书过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云栖寺被“废”,而寺中所藏文物遂转归灵隐寺庋藏。本书的第一章《〈金刚经〉和董其昌早年书学》(7-44页),附录二《灵隐寺藏董其昌书〈金刚经〉》(165-194页)均是对此的专题研究文章。
本书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章《董其昌杭州交游与其王维观念》(45-103页)。这一章论述董其昌的杭州交游对其艺术理论的影响,即探讨在与杭州鉴藏家交游后,对他以后的“南北宗”理论的影响程度。这是一个稍显“夸大”的命题,因为“南北宗”理论,绝非是仅仅在与杭州鉴藏家交游后才形成的。此中成因颇为复杂,故无法展开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去阅读《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一书。
著名美术史学者尹吉男教授曾经说过:“在明代能够被称得上鉴藏家的人并不多。他们集中于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和嘉兴府这三个彼此邻近的区域。……这一地区是私人鉴藏家高度集中的地区,鉴藏家之间的联系非常频繁。特别是华夏、韩世能和项元汴等人的古书画收藏品把这一地区的鉴藏家不同程度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后来艺术史和鉴藏史来说,这是一个文化权力密集的地区。”(邹清泉主编《顾恺之研究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所以说,晚明年间的杭州地区,其实并不是当时的书画鉴藏重镇之一。
但是,当时的杭州地区有几位二流鉴藏家,比如冯梦祯、高濂(《遵生八笺》作者)等人和一些徽州籍鉴藏家和书画商人,以及嘉兴的李日华等人和松江的陈继儒等人也时常到杭州参加鉴赏或诗酒雅集,所以形成了一定的鉴藏氛围。而且,冯梦祯收藏有传为王维的《江山霁雪图卷》(今已失传);高濂收藏有传为宋代郭忠恕摹王维的《辋川图卷》(今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这是两件流传在晚明江南鉴藏界的煊赫“名作”。董其昌均曾经鉴赏过,还先后为《江山霁雪图卷》写过两篇名标画史的长跋,也为《辋川图卷》写过两跋。
在本章节中,作者通过董其昌的鉴赏题跋文字,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以及晚明书画著录著作的有关文字等史料,构勒出董其昌与杭州鉴赏家群体的交游图景。在写作构建上,有点近似于万木春的《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一书。即对于一个艺术家或一种艺术理论的研究,放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进行参考,有一些社会艺术史的价值取向。像这种的艺术史研究的写作方法,史料充富,情景生动,所以有相当的阅读愉悦之感。也会使读者感觉到:个人的主观世界和外部的客观世界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一切艺术及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但有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熟悉著作中有关的历史人物、社会环境和作品真伪。
作者通过董其昌与杭州地区鉴藏家的交游和鉴赏,尤其是对《江山霁雪图卷》和《辋川图卷》的鉴赏,从而阐述它们对董氏的“王维画”概念的确立实与杭州的书画鉴藏圈关系非常紧密的观点(86页)。其实,王维山水画的笔墨风格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董其昌构建“南北宗”理论所追求的终极关怀。他其实是要建立一个模糊不清的神秘的偶像或宗主,再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尚来再造传承谱系,从而完成自己的“集大成者”和“一超直入”的理论体系。中国绘画史没有王维此人都照样存在,但“南北宗”理论中如果没有王维是绝对不行的。否则它就是一个无血脉传承和无列祖列宗的“私生子”或“孤魂野鬼”。所以说,《江山霁雪图卷》和《辋川图卷》对董其昌的“王维画”观念形成,以及对“南北宗”理论的构建关系,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讨。我认可作者从自己独特的视野和观点对此问题的研究,但在某些方面似还有进一步坐实和完善的空间。
在研究晚明书画史和鉴藏史时,有一点也应该注意到,以董其昌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拥用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开始与书画商人、富商和官宦收藏家群体“结盟联手”,将那些疑似名迹进行包装、著录和“炒作”,以此从中射利。仅就此而言,他们已具有了现代市场运作意识。因为谁能够在艺术品市场中拥有话语权,谁也就可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当今人所玩的那套“把戏”,其实晚明人早已玩过,不仅天衣无缝,而且名利双收。
本书作者在《引论》中说过:“要研究董其昌,首先面对的便是一部蔚为壮观的‘董其昌研究史’。但是时至今日,董其昌似乎还是一个永远不过期的话题,经得住不断发现和讨论。”近几年来国内出版的研究董其昌的博士论文,我大多购读过,获益良多。虽然其中的学术水平良莠不一,但我仍要鼓励,仍要阅读,因为我们都是在研究历史——“真正的艺术或理论都建立于知识和思想之上,而其学术性的一面就构成了它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