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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再现》与中国书画史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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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阅读《超越再现》时也需注意到,本书所论述的主要书画作品和使用的彩色图片,大多数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各基金会所捐献的藏品。而其中某些作品的作者归属、作品断代和真伪问题,海内外学术界多有争议。比如倪瓒《秋林野兴图》轴(396页)、王蒙《疏林小亭图》册页(377页)、王蒙《丹崖翠壑图》轴(380页)等等。但好的摹本或仿本有时也可以对艺术史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它们的研究价值有时往往在文献资料之上。美籍华裔美术史学者高木森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研究美术史并不一定要取用百分之百可靠的真迹,我们有更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探索风格演变的过程,以及变化的内外因素。”(高木森著《宋画思想探微》,台北市立美术馆1994年)所以读者在此方面似不必过多的“较真”。

但方闻先生在本书中将怀素的《自叙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定为“复本”和“传”,应属“一家之见”。有关此帖的真伪问题,可参阅傅申《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台北典藏艺术家庭200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怀素〈自叙帖〉卷检测报告》(台北故宫2005年)二书,在此不予赘述。《自叙帖》从北宋苏舜钦家族到清宫内府,递藏流传有绪,身世清晰,此也足以说明它的年代下限可到宋初。而绝非像有些学者所说是晚明人“摹本”。

最后想说几句:本书的译者和校对者,在将英文翻译成中文语境的过程中,体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所以我怀疑中文译本可能比英文原著更具有阅读的愉悦感。方闻先生另有两部英文名著《中国书法:身体的形象》(1999年)、《两种文化之间》(2001年),他希望在不久亦有中文版面世,我们在此翘首以待。但愿还是由本书的中译三人团队来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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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闻著、李维琨译、潘文协、缪哲校《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初版   8开布面精装一册  414页  680元


方闻先生1948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师从乔治·罗利研习中国绘画史,并希望能够重建中国绘画史。罗利著有《中国绘画原理》等书。英裔美国著名汉学家斯科特·摩顿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入门》(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一书中说:“乔治·罗利《中国绘画原理》这样的书,并不会使一个人成为艺术家,但却会开启这一领域的大门。一个人可以开始一辈子‘吸收’过程,使自己沉浸在对中国绘画的思考中,这本身也是一个无尽的回报。”方闻另还受瑞士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美国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乔治·库布勒等人的学术影响,服膺风格分析学派、图像学等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形成自己从艺术自身探讨研究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学术理念。尤其是沃尔夫林《美术史基本原理》中的那句名言:“在再现艺术的历史上,作为风格的一个因素,绘画对绘画的影响要比直接来自模仿自然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对他后来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方闻先生后来曾经在《万象之灵:中国书法之理论与历史》一文中也说过:“风格分析、个性表现分析与思想意识分析——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史而言,这三种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在的许多专著和论文中,始终都遵循这样的学术理念。自觉地顺应现代艺术史学潮流,将近乎国粹的书画史研究,经由中西融会而向现代学术语境的再现。在西方艺术史学界多以“思辩美学”为主的学术环境中,方闻却侧重于以“体验美学”来研究中国艺术史。他以自己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向西方人阐释了中国书画是一种纯粹的、至高的艺术,并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它也是一种具有自己明显特征的原生传统。所以方闻在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学术价值,即在于此。

《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英文书名《突破形象》,以下简称《超越再现》)是方闻先生1992年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的一部英文著作,也是一部研究中国书画断代史的名著。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唐代到元末的七百年左右,除书法之外,它所涉及的绘画门类和画派有人物画、山水画、院体画、文人画、佛道宗教画等。全书贯穿一个学术主题:“宋元间,我国绘画从宫廷画‘模拟性表现’转变到文人画‘自我表现。如此中华文化的演变过程,可与西欧19世纪‘近代’文化的产生做比较。”(见方闻著《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以及“文人画‘书画同体’观在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彩表现”(见《超越再现》前言)。即一代又一代文人书画家和少数职业画家,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再现和转换自己的艺术理念。《超越再现》的撰写体例,改变了以往以朝代更迭为次序的书画史写作摸式,而是以一个画种的发展来予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论述。比如在第一章《人间世——叙述性再现》中,将唐代到北宋时期的人物画代表作品放置在一起论述,使得宏观的传统脉络与微观的个体演变显得清晰明了。方闻这样的艺术史学观,现在已为绝大多数研究人士所接受。其实滕固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艺术史观,只是在当时未被接受和注重。从中国绘画史考察来看,五代与北宋初、南宋末与元初、晚明与清初的绘画发展和影响,确实无法以朝代的更迭来予以明晰的划分和断代。

《超越再现》一书共分为八个章节,但两宋书画史是本书的重点内容,它几乎占到全书的十之六七。为什么要将两宋书画史作为8至14世纪书画艺术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两宋,尤其是北宋(960—1127)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哲学和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缩影。就书画史而言,在北宋中后期,有许多杰出的文人士大夫都参与其中,他们将“书画同体”的艺术形式推向高峰,一种提倡以书法笔墨来表达艺术个性的新艺术理念由此成熟定型。

在以往的书画史研究论著中,大都对南宋书画史的评价过低。又由于历史因素或意识形态问题,对南宋皇室书法艺术,以及对北宋艺术的传承和南宋艺术史的影响力,几乎是“学术空白”或浅尝则止。本书第四章《宋代宫廷艺术》和第五章《内省与抒情——南宋绘画》中,对南宋皇室书法艺术和艺术审美趣尚,以及李唐、马和之、马远和马麟父子等院体画家,将他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公允而精辟的论述。也只有真正了解了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去读懂南宋书画。就此而言,也充分体现了方闻先生“知世论人”的现代艺术史观。方闻在艺术史写作和研究中,不仅参考和引用古今中外的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他有时还会运用自己的弟子或门人,以及其他硕、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并详注出处。一代宗师,不仅嘉誉晚辈,且不耻下问,虚心积学,令人感佩。

在方闻先生的“风格分析、个性表现分析与思想意识分析”三种书画史研究方法中,“风格分析”体现在对书法技艺和绘画图像的解读上。在西方现代艺术史学中,对艺术品图像的全方位释读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超越再现》中,有关对李公麟《孝经图》卷、传李唐《晋国公复国图》卷、马和之《诗经图》卷等图像的详细释读,就是典型的范例,对专业人士的研究和写作具有借鉴参考的价值。“个性表现分析”,就是对一个书画家生平史料做最大程度的发掘和作客观公正的研究。“思想意识分析”,是对一个书画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和他所受到的影响的分析,它涉及到儒、佛、道三家学说。方闻先生在年轻时就已经有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而在美国的学术环境又使他有了更为精深的研究。在本书和其他的专著或论文中,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精辟论述,几乎超越了专业人士。也可以说打通了中国艺术史与其文化和哲学史。在以往“书画对书画的传承谱系”的研究中,缺少的正是对同时代文化史和哲学史的深度阐述。

在中国绘画史上,除了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之外,还有许多佚名的宗教题材绘画作品,但这些作品历来被屏蔽在传统的绘画史之外。在本书第六章《若干释道画主题》中,方闻重点讲述了《维摩诘图》和《十王图》系列、禅宗画、神奇写实主义(鬼怪画)四个主题。在解读这些画作时,必须要对佛教史、佛教经典予以清晰扼要的叙述。《维摩图》系统是中国宗教绘画史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从顾恺之首创《维摩像》(364年)起一直到清代,有许多著名画家都绘制过《维摩像》,这其实与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维摩诘经》有关。方闻先生认为:“维摩诘的例子也强调了一个凡人信奉佛教的重要性,因为维摩诘就是有妻室家小的佛教居士,俨然一个十足的儒家文人士绅。”(265页)中国古代流传至日本的一批佛教画和禅画,除日本学者外,方闻可能是最早对此研究的华裔学者。而现在这批“古渡画”的文化和宗教价值正日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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