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 ： 民国以来收藏鉴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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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收藏鉴赏往事之一(2012-04-19 13:21:44) 中国的收藏历史可以追溯1700多年，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谈到民国以来的收藏，更为短暂一瞬，但是，在这一瞬间里，留下的却是今人的不缀记忆。 民国以来的收藏与鉴赏，是离我们最近、最亲切的。金石书画，让多少豪杰竞折腰，倾家荡产，无私奉献，却给我们留下美好的传奇故事。 以古籍善本为论，傅增湘、张元济、陈澄中、周叔弢、瞿绍基五大古籍收藏鉴赏家，成为收藏领域金字塔尖。何以古籍收藏，傲视众多收藏门类呢？自古以来，古籍收藏就是文化的巅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籍传之长子，书画传之次子，器物传之他人，这是千古不变的民族传承。 以青铜器为论，潘祖荫、周湘云、李诚甫、刘振卿四大青铜器收藏鉴赏家，独领风骚。金石书画，青铜器应排列第一位，由于知识分子嗜书如命，古籍善本才名列第一。青铜器是属于前秦三代的瑰宝，承载着远古的文化，无论从历史、工艺、文化、审美各方面，都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遗产。 古玉和石雕，其年代久远不亚于青铜器，甚至含有史前文化的遗迹。清代乾隆皇帝嗜玉成癖，清末民初的文人士大夫，效法乾隆皇帝广收古玉。刘宜轩、傅忠谟、李祝三等大家，摩挲古玉传承的信息，定断古人的文化年代，功德无量。 书画是国家之精神所在，个人名誉所关。这一领域大师辈出，张伯驹、吴湖帆、张葱玉、溥儒、张大千、钱镜塘等等无法道明说清。自古书画乃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商贾豪绅之所爱，记载从唐太宗起，多少帝王就钟爱书画，直至民国时代，传出多少佳话。而这些收藏家们，又是民国以来的大鉴赏家，是中国收藏历史上的伟大传奇人物，很难有人超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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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双鉴楼主---傅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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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0 14:53

傅增湘（1872年--1950年），四川江安县人，字沅叔，别署藏园老人，双鉴楼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17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民国教育总长。 傅氏一生所爱收藏图书（古籍善本），尤其是校书为辟，藏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在藏书、校书、版本学、目录学堪称一代宗师。 1919年五四运动，傅氏身为教育总长，不堪忍受北洋政府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因收藏完整的宋版《资治通鉴》、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而取名“双鉴楼”。 1950年傅氏病重之时，将一生所藏挚爱完整宋版《资治通鉴》、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280种宋元刻本古籍，悉数捐给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将宋元明清通行本捐给四川大学图书馆。周恩来总理委托陈毅元帅拜访傅增湘老先生，感谢其拳拳之心，可惜陈毅到达之时，傅老先生已然辞世。仅这两套双鉴古籍而言，就是稀世珍宝，世间无二，难以价值而论。 傅老先生可谓古籍泰斗，一生以校书为乐，所谓“日校十页”，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日不缀必校书十页。《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记》、《双鉴楼藏书续记》、《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宋金无秘本书目》、《藏园校书目》、《藏园诗稿》、《藏园游记》、《藏园续收善本书目》等100余卷。 傅老先生还为保护国宝游说，溥儒母亲病故，意将中国最早法书陆机《平复帖》出让。日本人曾以20万大洋所购，傅老先生游说溥儒，以四万大洋低价售予大收藏家张伯驹。并在其后长跋，赞扬溥儒与张伯驹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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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中国出版第一人---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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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0 14:55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解放后进入政协，后为人大代表。 张氏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编译所和涵芬楼藏书，当时的规模超过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书籍。撰写了《张元济傅增湘论尺牍》、《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 曾经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坐牢待毙，因李鸿章担保无罪。出狱后开始了教书育人，担任南洋公学校长，培养出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一代人杰。三年后辞去公学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开启民智”普及工作，扶教育为己任。陈布雷、郑振铎、顾颉刚、竺可桢等陆续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宗师。 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后人，计划出售“百百宋楼”藏书，两百多部宋版书，占据当时世界上宋版书十分之一。日人由于财团购买，以40万大洋将之悉数购得，不能不说是一件民国憾事。从此张元济励精图治，高调购书，经过多年努力，使“涵芬楼”藏书名列前茅。傅增湘老先生是校书著书立说，张元济是影印出版普及。两位老先生都出身于教育界，把普及教育事业为己任，将资讯无私地奉献出来。 编译所以严复《天演论》、林纾《茶花女》影响最大，自著《涵芬楼余烬书目》、《宋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等著作。解放前后张氏将所藏书籍，大多捐献给上海、浙江两地。1950年与毛泽东主席书信往来十几次，探讨诗词，及西藏和平解放事宜。1958年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探望病重的张元济，次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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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南陈北周”之“荀斋”--陈清华 陈清华，1894年--1978年，字澄中，湖南祁阳人。解放前出任中央银行总稽查师，家资丰厚，富于收藏之乐，尤其喜爱古籍善本、碑帖的收藏。当喜获一部海内外孤本台州宋版书《荀子》20卷时，陈氏将自己的斋号取名为“荀斋”，此部宋版书名扬天下。除此之外，“荀斋”还有孤本宋版《韩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东先生集》40卷、及现在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柳公权70岁书写《神策军碑》五代拓本的半部，宋拓《蜀石经》九册（这部《蜀石经》周恩来曾经借阅多年）。陈澄中在民国时代，就以大量的宋元版孤本闻名于世，与天津的周叔弢并称为“南陈北周”。 1951年周恩来指派郑振铎，组成香港秘密收购小组，重点对古籍、古书画收购活动，郑振铎指示徐伯郊“务请能设法购到”洽购陈氏藏书。徐伯郊多次奔走于陈家，经过反复商谈做工作，终于1955年春天，耗资80万元从“荀斋”购买了126种宋元版古籍，即上面所介绍的珍贵古籍善本。由于国家及时出手购买陈氏藏书，使这些国之瑰宝幸免流落异乡，这在当时国力条件下，周恩来总理的决定是多么英明。 陈澄中的藏书质量非常重要，大多为海内外孤本；藏书门类也很齐全，涉及宋元明清各时代版本；藏书数量也非常庞大，直至今天也未售罄。中国嘉德1995年秋拍，陈氏藏书的宋官刻本《文苑英华》十卷一册，保存完整的宋装、宋刊、宋印，宋明内府钤印累累，并有大古籍鉴赏家傅增湘先生跋文。遗憾的是这十卷《文苑英华》，却未能被国人购到，自此再度远离故乡。据统计全世界仅存《文苑英华》一百五十卷十五册，只在国家图书馆十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一册。 陈澄中的藏书水准，可与明代的“汲古阁”毛晋媲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联合为陈澄中藏书出版《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记载了陈氏的收藏大观，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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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藏书家“寒在堂”--周叔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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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0 15:00

周暹，1891年--1984年，名叔弢后以字行，安徽东至县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幼年在扬州，1914年移居天津并卒于此地。是民族工业的巨子，1936年拒绝与日人合作，愤然离职。解放后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天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周氏早年将企业利润所得，大多购买文物图书，先后购藏图书达四万余册。在所藏图书中，宋元版本精品甚多，历代抄本、活字本多种。藏书室名“自在严堪”，因获宋版《寒山子诗》，将室名辅以“寒在堂”。周氏藏书水准、数量、门类颇丰，与南方陈澄中并成为“南陈北周”。尤其是活字本古籍为主，明弘治“碧云馆”木活字本《鹖冠子》、明正德华氏“兰雪堂”铜活字本《春秋繁露》。宋版《寒山子诗》，经傅增湘先生鉴定，此部早于日本宫内厅宋版《寒山子诗》，而且内容更齐全。除此之外还拥有元版《孝经》、宋书棚本《宫词》、宋本《龙龛手鉴》等众多孤本，而名震藏书界。 周叔弢先生将毕生所藏古籍善本，分几次捐献给国家，1952年将宋元古籍、明清活字本古籍2672件捐赠国家图书馆，1954年捐00余册给南开大学图书馆，1955年卷清代古籍两万多册给天津图书馆，1982年再将珍贵古籍一千余件捐给天津图书馆。周先生不仅有捐赠义举，还无偿将所珍藏的古籍，请“涵芬楼”张元济先生刊印，将大量文化信息公诸于世。 《自在严堪善本书目》、《天津人民图书馆藏活字本书目》、《弢翁藏书题识》、《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等著作，记载了周先生的收藏业绩和丰功伟绩。周先生一生财富的积累，基本上用于购藏古籍善本，然后又将之无私奉献给社会，捐赠给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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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琴铜剑楼--瞿绍基及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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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0 15:02

谈到瞿氏藏书，必先从瞿绍基说起，乾隆年间常熟举子瞿绍基成绩斐然，成为廪膳生员。但是，瞿绍基秉承父亲藏书爱好，将毕生心血投身于收藏古籍图书，取室名“恬裕斋”。其子第二代楼主瞿镛继承和发展瞿氏藏书，在家藏金石古物之中，最为喜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因此将藏书楼改名为“铁琴铜剑楼”。并与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钱塘丁掌云“八千卷楼”、归安陆心源“百百宋楼”称为清末“四大藏书楼”。 第三代楼主瞿秉渊、瞿秉清兄弟，为守护国宝呕心历血，正值太平天国战乱，将所藏古籍转移他乡。瞿氏兄弟在前代基础上，对古籍进行整理、校跋、抄录，并刊印了《汲古阁集》。第四代楼主瞿启甲，正值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将部分图书转移至上海租界，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致使1000余种3000多册古籍焚毁。瞿启甲临终前遗嘱“书不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 第五代楼主瞿济苍、瞿凤起、瞿旭初兄弟，遵照父亲遗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将595种4000多册宋元明珍贵古籍善本，捐给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将993种3366册古籍善本，捐给常熟市图书馆，一部分捐给上海市图书馆。还将所藏金石拓片，古董文物等捐给常熟市博物馆。 “铁琴铜剑楼”藏书涉及宋元明清各时代，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收录1228种，大多为宋元版、抄写本孤本。张元济刊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选用很多“铁琴铜剑楼”藏书。由于陆氏“百百宋楼”藏书，被日本人高价购买远离华夏，社会各界期盼“铁琴铜剑楼”藏书，能永留祖国。第五代瞿氏兄弟，没有辜负社会期盼，尽将五代之家藏古籍善本交付于所热爱的祖国，为此，中央人民政府褒奖瞿氏家族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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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 谈到青铜器收藏大家，其实始于清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这件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时代铜器，上有铭文32行499字，毛公为感谢周王，铸鼎记录其实。这件前三代重器，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山东潍坊“万印楼”主陈介祺获得，陈氏收藏玺印7000余方，陈介祺以一件青铜重器跃身于金石界，自此才有“南潘北陈”。陈氏病故后，1902年两江总督端方，强卖“毛公鼎”，后来端方家人将鼎卖与交通总长叶恭绰。抗日战争日本人强逼叶家交出此定，叶恭绰制造一只假鼎蒙混过关，后被陈永仁获得，1946年陈氏将“毛公鼎”捐给政府，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 “南潘北陈”之潘祖荫是苏州望族，官至光绪朝军机大臣。因救过左宗棠充任陕甘总督，左氏在陕西访得“大盂鼎”，将此重器转与老友。此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治国过程。又是端方想强买此鼎，时值辛亥革命端方死于非命，抗战期间日军到处搜寻此鼎无获。终于在1951年潘家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大盂鼎”捐给上博，再由上博支援国家博物馆（时称历史博物馆），保存至今。 周湘云（1878--1943年），祖籍宁波，旧上海房地产大王，靠捐款获得官服，又是一位红顶商人。周氏坐车牌号为“1”号，喜爱收藏青铜器、古代书画、瓷器等门类，是著名收藏大家。因收藏阮元的“家庙四器”，虢叔大钟、寰盘、葛伯敦、无款执壶，而驰名与上海滩。 李诚甫、刘振卿二人，是京城琉璃厂出名的青铜器鉴赏家、收藏家，琉璃厂德宝斋掌门人，山西汾城人。“毛公鼎”运至北京，首先是李诚甫、刘振卿过目鉴定，之后才将其介绍给陈介祺。“大盂鼎”被左宗棠运至北京，也是李刘二人率先掌眼鉴定，无误后被潘祖荫购藏。 民国其他金石收藏家也很多，他们的收藏质量，无法与上述既为大家相比，大多是较普通的一些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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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0 15:05

潘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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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云................... 红顶房老板周湘云 　　《苦笋帖》 　　■藏家 　　郑重 　　 　　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中可谓镇馆之物的一件是怀素的《苦笋帖》，另一件是米友仁的《潇湘图》。这两件宝物都和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周湘云。上海收藏界里知道周湘云的人恐怕不多，但在房地产界，周湘云可谓鼎鼎大名，周湘云的“收藏家”之名被“房地产商”淹没了。 　　清末民初的周湘云所以能成为收藏家，是因为他以房地产发家，成为上海巨富，有了钱就玩收藏，藏品又具备一定的品位，所以才成为收藏家。周家是怎样以房地产发家的，现在也无人能说得清楚，但周家的豪宅旧事，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周家的豪宅就是现在座落在青海路四十四号的岳阳医院门诊部。这幢房子造于抗战之前，那时除了外滩一带的银行大厦和洋行大楼，一般楼房里极少安装电梯，而周家的这幢房子只有三层楼，居然也安装了电梯。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家不仅马桶是抽水马桶，连走廊里的痰盂也是抽水痰盂。一栋三层楼房，大小五十二间房，造价费用四十万法币，这以抗战之前的行情看，可称得上是价格奇昂了。难怪周湘云的儿子周昌善曾讥讽说：“人家一座华懋饭店造价也不过四十万！” 　　周家拥有的房地产有多大的规模？现在也无人能说清楚。诸如宝庆里、恒庆里、福庆里、吉庆坊、肇庆里……，在上海滩的里弄中，只要带有“庆”字的，都是周家的产业。 　　由于清代流风余绪的影响，周湘云在光绪朝后期，曾花了几万两银子（据说是四万两），向清王朝“捐”了一个“上海即补道”的官衔。上海道相当于上海市长，“即补道”是“候补道”中最高的级别，按说是可以有缺即“补”的。周湘云本是房地产商人，本来也并不真想当官，捐个官主要为抬高身份，便于结交官场。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周湘云曾亲自去崇陵（光绪寝陵）种树，还捐了一大笔钱报效清王室。据说因此一举，他又升到了三品。按照清廷旧制，三品官就有“大红顶子”戴了。所以周湘云在1908年就是一个“红顶商人”了。 　　由于周湘云有了三品“上海即补道”，又有红顶子，所以他又与一般商人不同，有条件和清王室的遗老遗少相交往，与学界的人也颇有交情。个人的爱好和这种文化熏陶，使他的收藏具有一定的水平。周湘云曾自编了一本藏品目录，不但记述了藏品的名称及流传经过，更重要的是记述了他如何购得这些古物及所付的代价。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看到过这本手写目录，后来就不知流落何方了。所以对周湘云的整体收藏今人就茫然无所知了。 　　从零星的记述中，我们知道周湘云藏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石印章。他的碑帖收藏最负盛名的是唐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唐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頫手卷、明董其昌《临淳化阁帖十卷》等。画则有元黄公望的《富春大岭》残卷、元王蒙《春山读书图》等，至于四王、吴、恽之下，石涛、冬心、新罗之作，更是难以枚计。碑帖收藏方面，则几乎全是端方的旧藏。 　　《苦笋帖》以草体书“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苦笋帖》是邀朋友来吃笋品茗的书札，没有上款，不知是写给谁的。怀素是唐代草书名家，书学张旭，有“颠张狂素”之称。怀素的《苦笋帖》是很合戴叔伦诗中评论的：其用笔圆转流动，若惊蛇走虺，笔势若断若续，左揖右让，大小疏密相间，有节律感。通篇气贯如一，浑然天成。此帖与他另一传世草书《自叙帖》相比，更显出笔法之凝炼和气韵之浑穆，脱尽了《自叙帖》中用笔的某些俗气。 　　《潇湘图》是米友仁传世绘画中的杰作。此卷为三连纸，计一丈二尺，题写“元晖戏作”。米友仁为米芾之子，父子首创“云山墨戏之作”，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异军突起划时代的意义，世称“米派山水”或“米氏云山”。《潇湘图》为纸本，系左达功作，写三湘九嶷之际，水绕山重，天空白云浮动之状，于一片蒙浑中，流露出清浥的气氛。 　　周湘云谢世之后，周家不再买进古物字画。但他的夫人施彤昭恪守夫业，家中的藏品迟迟没散出于市场。上海刚刚解放，作为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森玉亲自登门拜访了施彤昭和周亦玲母女，经过几次磋商，周家首先出售的是两只西周的齐侯罍, 为上海文管会购藏。其中一只在展出时，被郭沫若看中，后来就调拨到北京入藏在国家文物机构。接着徐森玉又从周家为上海文管会购进怀素的《苦笋帖》和米友仁的《潇湘图》，两件共计价人民币两亿元（相当于今日之两万元）。 　　当年脍炙人口的房地产老板周湘云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人们忘却。他的那些带有“庆”字的里弄房产，有的也尘飞烟灭，为新的建筑物所代替。但原来鲜为人知的周湘云的收藏，如今在博物馆内又再现辉煌。今人应该感谢这位收藏家，他给后人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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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诚甫 晋商与古籍文物 　　20世纪30年代，北京琉璃厂文友堂古籍书局摆出了一套方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一时震动京城。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许多文人相继去该书店观赏此书，无奈此书定价 800元，这些文人又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后来，这套书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购去才得以保存。据学者们考证，《金瓶梅词话》最早版本是万历庚戍本，借早已亡佚，时人看到文友堂书店摆的这套方历丁巳本就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最早刻本了，自然是稀货可居。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就是据此版本印行的，此书价值自不待言。但是，此书又是如何到了文友堂书局的呢？应该说此书和山西商人有关。原来文友堂书局在山西设有分号，专门搜集山西各地所藏旧书。大的是1931年，该书局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这部万历丁已本《金瓶梅词话》，收购时给的价很低，贩到北京稀货可居，定价就很高了。山西介休县是清代山西富商云集之地，著名的皇商范氏就是介休县张原村人。范氏家族经商起家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商结合的家族，范氏仅毓字辈和清字辈就有20人任官职。在科举方面，有进士二人、举入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又如介休县北贾村富商候氏，人称“侯百万”，其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该族中侯庆来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副榜，后弃儒经商。不难看出，范、侯二家都是儒商结合之家族，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原是他两家中一家所保存之书，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范氏，显赫一时，可能性更大。范氏最后被抄家，侯氏最后靠变卖财产过活，最末一代侯崇基冻饿而死。丁巳本《金瓶梅词话》随着其原在家族的衰败而散落民间，最后被文友堂书局购去是很可能的。所以说，此书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和购去，并非偶然。 　　山西富商中不乏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他们还是古籍爱好者和收藏家。下面介绍三位： 　　刘笃敬（1848——1920），字缉臣，号筱渠，太平县（今襄汾）南高村人。父刘向经，字训奇，清候补道。刘氏家族各辈在清为官者不下二十人，家私颇富，财源甚广，开设有当铺、商号等，素有“刘百万”之称。笃敬自幼爱读书，本县水秀才，后赴太原乡试中举人，曾三次进京会试，皆落第。笃敬有雄厚的经济为后盾，对兴办实业兴趣颇大，曾创办纺织、电力、矿业等事业。又喜收藏古书、古玩、字画、金石碑帖。在南高村建筑藏书楼一座，内藏图书、钟鼎彝器、名人字画，藏品颇为丰富。 　　常赞春（1872——1941），字子襄，榆次车辋人。常氏家族原甚贫，后以布商起家致富。至赞春已十四世，赞春与弟旭春才敏勤学，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间（1902）在西安同科成举人。赞春对文字音韵学颇有研究，其书法源于碑派，汉篆尤称绝艺。赞春酷爱收藏古籍、碑帖等，曾捐赠县学堂经、史、子、集多种。 　　赵昌燮（1877——1945），字铁山，太谷县城内田家后人。赵氏祖籍山西交城，明末迁居太谷经商。赵家经商，常有庄客去京、津沪、汉等通都大邑收购名人书画，名贵碑帖。铁山于宣统元年得中府拨贡，曾任吏部文选司和农工商部庶务司主事，在京当六品小京官时，常去琉璃厂逛书店，后谢职回家，终日博览群书，潜心金石书画，书法精湛，被誉为“华北第一笔”。他专爱郑板桥画，曾自刻一章，文曰：“文比板桥多一字，官比板桥少一品”，因板桥名“燮”，比赵少一“昌”字，郑是潍县七品，赵为六品，赵比郑少一品。铁山一生既是书法家，又是藏书家。赵氏是藏书世家，其父赵维周即喜收藏古籍，一生节俭，唯购书毫不吝惜，所以藏书丰富，到铁山时，所收集之书，更多更精，并喜求名人精校善本，其善本书有唐开元《石经》、明版《太平御览》、明汲古阁仿宋陶诗、殷版二十二史、聚珍版善本书多种。 　　晋商中还有不少人喜欢收藏古玩、文物，如祁县乔家堡富商乔景僖、乔映南父子，就特别酷爱收藏古玩、文物，据说乔氏父子收藏的鼻烟壶就有数十个。还有一件珍贵文物，是用七八十块寿田、青田等名贵玉石，组成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制的印章，每块上面刻文一句，合起来是一篇《文昌帝君阴 文》。此物原为清贵族端方之物，端方和乔家素有来往，曾经在乔象住过。后来端方遭暗杀身亡，此物便归乔家。无奈此物归乔所有时就缺一块，乔家常引为憾事。一次，古玩贩商携几件玉器到乔家，乔映南见内中有一块印章，上刻“欲广福田须平心地”几字，正是欲觅之印章，心中大喜却不露声色，反而说：“这些破玩艺儿也拿来，快拿走吧！”贩客连忙说：“不敢，不敢，知道这几件不入尊目，以后我有好的再来孝敬，不过年前手头有些拮据……”映南说：“早说不就完了，谁让咱们是老相识呢！”遂让人从帐房支50银元交给对方，贩客千恩万谢，坚持要把东西留下。乔映南说：“既然你过意不去，就把这块印 　　章留下让孩子们托个福，我也不白拿，再给你50元，好好过年吧。”古董贩商喜出望外，高兴而去。乔映南得以璧成全篇。不过这套印章后来的下落，却不得而知了。又如太谷县富商曹氏曾收藏有许多珍宝和名人字画，可惜大多在战乱中散失。现存一“金火车钟”，尚保存完好。此物原为法国工艺品，用黄金、钨、白金制成，重42．25公斤。原是清乾隆间法国使节作为贡品献于清朝皇室，据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西安时，曾向曹家借过钱，后赏此物。此传可靠性多大，不敢武断，不过曹家有此物，也非一般。曹氏还保存有一幅《清明上河图》，虽非宋人张择端原物，但也是明代著名画家仇瑛所作，价值也不低。曹氏还有一“百寿大屏风，高3．8米，宽5.02米，上镶嵌92块大理石，下部是基石状，上雕浮云，背刻一百个寿字，百寿图字乃清代户部祁隽藻真迹。此外，在祁县文管所现今所藏文物4100余件，其中古字画1000多件，也主要来自山西商界。 　　有许多山西人还是古董商人。如京师古董商所在的琉璃厂内，就有很多古董商人是山西人。咸丰末年开办的“德宝斋”，创业者李诚甫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人，以善于鉴别法帖、印章、书法而闻名京师，在李氏的经营下，该店资产达10万余银两。“书业堂”是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崔玉峰于同治年间创办。“英古斋”是山西襄汾县人王德凤于同治六年（1867）创办，该店以鉴定和经营鸡血、田黄石等古印章著名。“荣录堂”为山西人刘姓于光绪年间创办，“永宝斋”为山西襄汾县人崔皆平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奇观阁”是山西人马瑞亭经营。此外，还有襄汾人毛子恒开设的“渊识斋”、襄汾人贾济川开设的“晋秀斋”，临汾人李建平、李欣平开设的“永誉斋”，襄汾人开办的“振寰阁”等。他们分别以善于鉴定和经营古墨、古砚、古印、金石、青铜器等闻名琉璃厂。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宝名斋”，曾以一次事件为后世所知。该店是山西文水县人李钟铭在琉璃厂开设的书铺。《琉璃厂小志》载：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堪称最大书铺，但光绪五年（1879）被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告发。张称“该商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与内外官吏交结往来，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铨补，为京员钻营差使，为外官谋干私书，戴用五品冠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混入当差官员，出入景运门”等等，后李钟铭被发配天津。由上可知，山西书商与古董商在北京十分活跃，而且有的书商能量很大，竟能“包揽户部报销和打点吏部铨补”。 摘自《晋商与经营文化》，张正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