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不系归舟 于 2015-11-29 15:53 编辑
日本新发现的《大报帖》引起了学界震动，本人继而发现此帖实为《妹至帖》之后半部分，近期新闻报道不断，关于此帖的缀合过程，在此略作整理。
发现与缀合
1月8日，日本媒体报道新发现的《大报帖》，并发布图像。我的第一印象，此帖和妹至帖风格相近，日方专家以及多位书画界朋友都有此说。在读图过程中，发现此图帘纹从左到右由纵转斜，并且帖右侧文字严重逼边，通过与《妹至帖》对比观察，两帖断掉的帘纹正好相接，并且，缀合后二帖行距完全一致，因此提出，二帖合一，当天晚间作图发表在网上。
《妹至帖》与《大报帖》合璧（中间有缝隙，作图弥合）
进一步通过图像整体色彩调整处理，二帖纹理破损痕迹更加明确，多道横向折痕贯穿，因此有理由确信原为整帖切割，即“手鉴”。
二帖帘纹（红线）与纸纹（绿线、蓝线）示意图（图片为色彩处理之后）
此帖缀合后，完整释文为：“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营视之便大報期轉呈也知不快當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中间“便”、“呈”、“由”、“日”等字或有人疑作“哽”、“差”、“申”、“白”等，但通过碑帖、文字、图像统计表明这些改释难以成立。
在翻译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释读也有一定道理，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可一概否决，个人不成熟的见解，此帖意译为：“妹病笃，我心忧，早晚看护。附便，有‘大报’一份，期代呈，有劳阁下，实情之所迫。待我这边情况好转，自去向你请罪（谢）”。
图像分析的应用经验对于《妹至帖》的缀合有直接影响
日本新闻报道中，博物馆方三个月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个缀合，笔者的发现，则是书画研究中经常使用图像分析的敏感性所致。
比如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神策军碑》，整拓割裱为册页，上下册装裱，仅余上册，为存世孤本，损泐较多，而长期也没有过人去进行过复原图像分析，一位网名“上海书友”的朋友首先通过大块面的石花基本确立了原碑大体制式，随后笔者经过精细的图像痕迹对勘，发现原碑多道横向贯穿痕迹，确定了每行七十二字，顶行齐平的格式，这种格式不同于宋元以后碑制，中间遇尊或重新起行，或空格，空一、二、三格的情况都有，又不同于其他唐碑，丰富了唐碑形制。
并且作图中发现册页装裱存在文字顺序颠倒的情况，如整碑正文第四行末至第五行原为“以明年正月，享之玄元，谒清庙”，这里“享之玄元，谒清庙”，明显不符合骈文对仗格式，无论如何前后都拼不好，比较发现，“之”字损泐较重，应在碑底而非碑顶，原句应为“以明年之正月，享玄元，谒清庙”，这样文理、纹理就都对上了。
《妹至帖》的拼合也正是受到这样一个过程的影响，既是偶然性发现，又是经验性发现。
修复前神策军碑文字错序 修复后的《神策军碑》
《妹至帖》、《大报帖》的著录问题
关于《妹至帖》曾经拍卖流标以及有专家对《大报帖》的怀疑的问题，我认为，这更多源于收藏者、鉴定者忽略了作品本身，不相信图像而更看重著录，而所谓著录，也就是“别人曾经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心态。
图像与著录地位问题，要结合我的研究领域来说。
我个人主要研究范围在赵孟頫书画鉴定鉴赏及生平历史考证两个方向。通过书法风格的研究，通过印鉴图像辅助，用数学解析的方法，把印鉴中的缺损、曲线进行拟合分析统计，理清了俞和、赵孟頫的用印区别。从现存世赵孟頫名下书画中分辨出30余幅俞和作品。一部分作品虽然没有印鉴，但是通过俞和书法风格的确立，作出鉴定，后来得到清晰印鉴图片后得到了证实，这种证实更近似于药物试验中的双盲验证。通过大样本的图像统计，还可将赵孟頫用印划分为五个时期，否定了“赵子昂氏”元朱文多印论。这为赵孟頫书画考年建立了新的依据，很多无年款作品年代迅速得到确定，对过去的一批赵孟頫书画考年作出了修订，使得赵孟頫书画风格分期空前清晰。
通过深入一家的个案分析，理清了一个图像逻辑，古人作伪其实并不神秘，他们基本没有达到“乱真”的水平的作品和“印鉴”存在，更多的情况和俞和一样：俞和制造赝品被当做赵孟頫真迹，而俞和的书法则被认为与赵孟頫乱真，其实就是自己乱“自己”的真。我们今天比古人得条件更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俞和和赵孟頫书法存在巨大的差别。古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参考品的问题，一次误认导致第二次误认，从而以讹传讹，神话了作伪。我们看到这些古人所看不懂的东西并不困难。
因此，我认为图像在鉴定中的地位应该更高，是物证，是雪中炭，而著录则类似于口供，是锦上花的地位。近代如徐邦达发现郭熙《窠石平远图》、王渊《桃竹雉鸡图》，谢稚柳研究《雪竹图》，刘九庵发现《柳荫群盲图》、赵孟頫《行书五言诗》（新乡博物馆藏）等均属于无著录鉴定，正是这些无著录重要作品的发现，成为推动艺术史发展的关键动力。
所以我更关注《妹至帖》、《大报帖》与二王其他摹本用笔结字质量的比较，个人认为二帖为王羲之法帖的高水平唐代摹本。
关于《妹至帖》可能为“遣唐使”带回日本的说法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大，唐朝中日交往较多，从富田淳整理的文献看，有记载的遣唐使有十余次，东渡日本的王羲之真迹（一直到元代，“真迹”一词仍然用以表示“摹本”等复制品）仅皇室赠送东大寺做佛事《东大寺献物帐》记载编号即60号之多，一方面说明二王“真迹”在当时的珍贵，另一方面又说明数量的庞大。这些数量庞大的二王“真迹”进一步由皇室全部散失到民间，很多作品又被分割为“手鉴”，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形式，也就无法返回去对照著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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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6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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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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